顾准与“海上文明”研究（20070320）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2:11:42 剑虹评论网 吴远鹏 参加讨论
| 顾准其人 顾准，1915年7月1日出生于上海的一户陈姓家庭，在兄弟中排行第五，因外家无子嗣，自幼从母姓。早年毕业于中华职业学校旧制商科初中（二年），因家境贫寒，1927年经人介绍，进入潘序伦创办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任练习生。 之后，顾准在“立信”工作了十三个年头，为了改善家庭的经济条件，顾准非常勤奋地学习和工作，在不长的时间里，由一名练习生成长为拥有多部会计学著作问世的会计学专家、教授。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在“立信”期间，顾准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最终接受了西来的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一个忠诚、出色的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1934年以后，他曾担任过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简称“民武会”）上海分会主席、“民武会”总会宣传部副部长，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中共江苏省委“职委”书记与“文委”副书记等职务。 1940年8月，顾准离开上海，先后在苏南、苏北解放区工作，担任过苏南澄锡虞工委书记、专员，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苏北盐阜区财经处副处长，淮海区财经处副处长等职务。 1943年3月顾准到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日本投降后，顾准于1946年1月回到华东，先后担任了淮阴利丰棉业公司负责人，苏中行署货管处长，山东工商总局副局长，渤海行署副主任，山东省财政厅长。上海解放前夕，任接管上海财经工作的干部队伍青州总队队长，1949年5月随军进入上海，参与繁重的接管工作，担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52年，顾准在“三反”运动中受到撤职处分。1953年奉调入京，任中央建筑工程部财务司司长、洛阳工程局局长，1955年入中央党校学习。1956年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未几，调资源综合委员会任副主任，仍兼经济所的研究工作。“反右”运动中，1958年，顾准戴上右派帽子，被开除党籍，下放农村劳动改造。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后，再次进入经济研究所，从事会计研究。1965年，再次戴上右派帽子。1966年，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顾准在劫难逃，经受了人生苦难的极致，一直到1974年12月在厄运和病魔的双重折磨中逝世。 1980年初，经有关部门复查，彻底平反了顾准于1957年和1965年两次被打成“右派”的大冤案，恢复了顾准的党籍和政治名誉。是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财政部等单位为顾准和妻子汪璧隆重举行追悼仪式。1985年9月，国务院批复了中共上海市委为顾准1952年被错打成“三反分子”的冤案平反的文件。至此，顾准生前所蒙受的冤屈全部平反昭雪。 1995年，适逢顾准诞辰8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隆重举行顾准八十诞辰纪念会。顾准的难友兼弟子、被誉为“国师”的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先生发表《中国需要顾准这样的思想家》的纪念文章。 1982年，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9年，思想笔记《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1994年，上述两部著作经增补、汇编为《顾准文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公开发行，该书出版后，在中国思想界、知识界、学术界引起巨大轰动，人们争相捧读，“不仅对顾准深邃的思想、渊博的知识和横溢的才气由衷折服，更对顾准在‘四人帮’横行不法的年代，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以‘戴罪之身’，忍受着地狱之火的煎熬，却以超人的胆识与毅力，全方位研究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深感震憾与崇敬！”（见《顾准全传》） 2000年1月，由上海作家高建国耗时十年撰写的、总字数达到51.4万字的顾准传记《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全方位介绍了顾准的一生，特别是他苦难坎坷的后半生，真实记录了顾准的思想和精神风貌，是具有历史严肃性又兼具可读性的人物传记。 2002年初，四卷本《顾准文存》（包括《顾准文稿》、《顾准笔记》、《顾准日记》、《顾准自述》）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2年2月，著名思想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之先生指出：“顾准是中国近代以来（且不说自古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比五四先贤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蔡元培都更伟大。……他比所有的人都更用功、更执著地追求中国的出路，从各个角度比较中西文化，学习民主的道理。他探索真理的所得不但迄今并未过时，而且更切合今天的需要，我们自以为了解他，其实了解得很肤浅。要重新认识顾准在中国迄今尚未认真开始的启蒙运动中的作用。他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巨人。” 顾准论“海上文明” 在顾准留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文字中，有一篇标题为《关于海上文明》的文稿，这是顾准在1974年8月与其弟陈敏之先生的通信中写下的学术笔记，在这篇总共只有不到4000字的文章中，顾准论述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顾准认为，罗马史或者说一般的西方史，不是当地土著的文明，而和希腊、迦太基一样是外来的海上文明。西方史，整个说来，是外来的海上文明强迫同化当地土著而形成的。 希腊文明是渊源于克里特文明，这是约公元前3000～2000年的埃及文明跨海过去，经过一再的海上迁移而形成了海上文明的希腊文明。 迦太基是公元前8世纪前后从西顿、推罗（今黎巴嫩境内）向西殖民形成的，是亚述帝国征服叙利亚后，西顿、推罗不再有陆上扩展与经商的可能之后，被迫地走海上这条路的。 还有一支较早灭绝的海上文明是埃特鲁利亚（公元前1100年前后），它是从小亚细亚吕底亚西迁意大利半岛北部形成的。 罗马是土著拉丁人，在强烈的埃特鲁利亚文明的影响或领导下，按照海上文明的样子建起城来，形成一个城邦，开始她的历史的。后来，罗马人赶走、征服了埃特鲁利亚人，建立了共和罗马。 二、顾准认为，从“建城”开始一个国家的历史，是海上文明的特色。 海上文明者，从土生土长的地方飘洋过海移民到新地方去之谓也。这种移民，不同于游牧民族的陆上迁移，它是经过一段并非与人斗而是与自然斗争的历程，到达一个陌生的海岸，周围的一切都不知道，移民要在那里生存，必须筑城聚居，逐步扩大它的活动与征服领域。希腊城邦就是这么起源的。 而非海上文明的文明，则是部族胞族形成集团，出现部族王，各部族王之间相互征伐、兼并，逐步扩大成为大王国和大帝国。 筑城聚居的海上文明的城邦，一般是城邦而不是领土国家，采用贵族政制，即元老院掌权，地位平等的公民组成公民大会参与政事。 部族王经过征战形成的王国，一般是专制主义政制。包括中国、古波斯、埃及、巴比伦、印度，乃至高卢、塔尔铁苏斯（在西班牙）、日耳曼，全都如此。 模范西欧文明的，在远古恰好是三个海上文明。 三、顾准指出，海上文明并不一定是商业文明。这一观点，与许多学者的看法并不相同，值得重视。 顾准认为，希腊诸海外殖民城邦一开始都以务农为主，海外移民更重要的动力是不甘心在国内当别人手下的王子贵族，而到海外去自立门户，由土著在海上文明的埃特鲁利亚和希腊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罗马城邦，也是以务农为主，然而政体却不同于东方专制主义。 四、希腊罗马这类海上文明的城邦，一开始，全都没有奴隶制。奴隶的出现，最通常是来自于打仗的俘虏，到了城邦的商业货币充分发展之后，把俘虏当作奴隶出卖的“有奴隶市场的奴隶制”就出现了，这是希腊、罗马这类海上文明的城邦的特色。一切由大陆式的部族王发展而成的国家，全部没有希腊、罗马这种典型的奴隶制。 顾准对希腊城邦制度的研究 希腊文明，按照顾准的说法，“从头到尾是海上文明”，是人类文明中西方文明的源头。众所周知，古代希腊文明的传统为现代西方文明所承袭。 希腊在古代是希腊人对他们所生活居住地区的通称，最初指希腊半岛中部偏北地区，后来范围逐步扩大到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小亚细亚半岛西岸等所有希腊人聚居的地方。 希腊地理位置十分特殊，扼欧、亚、非三洲交通的要冲，地理环境独特，地小山多、海岸曲折、岛屿密布，地中海气候温和晴朗，阳光充裕，非常适合海上活动。 希腊历史的发展，海上大移民的兴盛，城邦制度的建立、演变，民主制度的确立，充分体现了希腊“海上文明”的特征。 顾准以历史的眼光探索希腊城邦制度的起源和发展历史的轨迹，比较了作为海上国家的希腊和埃及、两河流域、波斯、中国、印度等大陆国家地理环境差异所导致的不同历史发展道路，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两种不同道路的分野就是从希腊城邦和城邦制度开始的。他指出：“城邦制度的流风余韵，在罗马时代和欧洲中世纪时代，一直流传不衰，还对近代西方历史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影响”。 顾准认为，“城邦制度，是希腊文明一系列历史条件演变的结果。”希腊城邦制度有许多特点：它的主权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度，公民、公民权和公民意识，独特的与我国古代完全不同的官制和兵制，城邦对于维护自己国家主权独立的坚强意志，城邦的法治精神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整套国际惯例和近现代国际法的萌芽，杰出的政治家和灿烂的文化、艺术等等，顾准都一一对之进行分析和介绍，向人们展示了古代希腊文明的绚丽风姿。 顾准质疑了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是直接从氏族民主演变过来的这一论点，他充分列举史实证明：远古希腊一样存在过“神授王权”，城邦制度是“神授王权在一种特殊环境下演变出来的东西，它并不是直接从氏族民主递嬗过来的。”他引证了现代考古学家对特洛伊古城、迈锡尼古城和克诺索斯古城的考古发掘来证实自己的观点。 顾准认为，海外殖民城市是希腊城邦制度的发源之地。史学界通常把克里特—迈锡尼文明称为爱琴文明，这不仅因为这两个地方同处爱琴海上，而且这个文明确实具有海上文明的特征。克里特是一个海岛，迈锡尼虽在大陆上，“文明”是从克里特飘海过去的。公元前二千多年的时候，克里特已经建立了第一个海上霸权。远古时候，希腊的冒险家们以海盗为生，他们劫掠海行中的船只，劫掠岛屿上和大陆海滨的村镇并以此为荣。腓尼基（今黎巴嫩西顿、推罗一带）人向希腊人学会了航海。克里特文明伸向希腊本土和爱琴海上诸岛屿，也许就是海外移民的结果。亚该亚人来到希腊本土，使得原来已有相当规模的海外移民大大促进了，他们迫使原住希腊本土的克里特人、加里亚人、里利格人、皮拉斯基人等移居海外，为希腊的海外移民起了打先锋的作用，入侵的多里安人有一些不满意他们所分得的掠夺品的人，或者因更富于冒险性而继续泛海前进的人，他们也大批向外移居。顾准强调指出：在古代技术条件下移居海外的人，总有些冒险家的气质。 在殖民城市建立安顿下来二三代之后，自己又成为殖民母邦，派遣移民到邻近的甚至辽远的海岛和小亚细亚沿岸去建立新的殖民城市去了，这就是殖民城市的“分裂繁殖”。 希腊人有强烈的自立门户的愿望，这不仅决定了殖民城邦遵循“分裂繁殖”的扩张路线，也决定了这些城邦相互竞争，相互敌对，城市之间经常发生武装冲突，而不能团结起来对付全民族的共同敌人。 早在克里特时代，地中海的海上贸易已经开始，迈锡尼衰落之后，腓尼基人继起贩运其间。当希腊人在海外城市定居下来之后，星罗棋布的海外殖民地事实上组成了一个希腊人的海上贸易商站网。这是推动希腊殖民城市遵循“分裂繁殖”路线的又一个因素。新商站是商业殖民城市有计划地派遣新移民出去建立的，这就是由希腊海外殖民城邦出发的“二次殖民”。在公元前8世纪后半叶，亚洲诸殖民地最大的母邦米利都，就在小亚细亚的北岸建立了七十个以上的殖民点。小亚细亚诸殖民城市在其邻近地域，以及远涉重洋向南向北的积极的殖民扩张，接连持续了好几百年。到公元前6世纪为止，小亚细亚西岸的殖民城市“繁殖”得愈来愈多，南岸，迤南叙利亚海滨，希腊人的殖民活动则为亚述帝国和其他势力所阻拦，来自推罗、西顿的腓尼基人的海上殖民成为希腊人在地中海上殖民势力的激烈竞争对手；米利都人在埃及建立了一个希腊人的商站城市诺克拉底；希腊人还开辟了黑海航路，从此在达达尼尔、博斯福鲁两海峡两岸，在马尔马拉海、在黑海的南北东三面海岸，逐步布满了希腊人的殖民地，这是这一时期希腊人殖民扩张的最大成就。 公元前7世纪以前，小亚细亚这个中心，不仅发展出来了新政制——城邦制度，发展出来了兴盛的海上贸易和城市手工业，也发展出来了新的文化。在这之后，希腊文明的中心又从小亚细亚移回希腊本土了。 顾准引述了脱因比（Toynbee，即汤因比）的观点来说明希腊城邦这些“自治”、“自给”的城市国家的政体是因何摆脱血族基础、转而为建立以契约为基础的政体的。脱因比说：“海上迁移有一个共同的简单的情况：在海上迁移中，移民的社会工具一定要打包上船然后才能离开家乡，到了航程终了的时候再打开行囊。所有各种工具——人与财产、技术、制度与观念——都不能违背这个规律……跨海迁移的第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同种族体系的大混合，因为必须抛弃的第一个社会组织是原始社会里的血族关系……这一点和陆地上的迁移不同……跨海迁移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原始社会制度的萎缩……”。 顾准指出，大移民更突出了希腊的海上文明的特色。为此，他特地引用了杜丹所著的《古代世界经济生活》中的一段话来说明：“在希腊人的国民生活中，海洋所起的作用，有了确定的形式，并且升到了最重要的地位。”海上贸易和海上交通的发达，反过来对希腊各殖民地城邦和本土诸国的经济又产生巨大的影响。 希腊诸城邦经济的迅猛发展，带来了社会和政治的新形势，一部分当政的土地贵族，利用权势取得了财富，新的致富的机会和贵金属铸币的使用，一些人通过冒险或从事创造性的经济活动而致富，出现了贵族以外的工商业富裕阶层，而他们是被摒弃在政权之外的，由此，政治权力的分配和各阶级实际力量的对比之间出现了矛盾并日益加剧；经济发展和海外移民造成了人力的不足，贵族加深了对平民群众的剥削；这些状况必然引起社会骚动，引起暴动，引发剧烈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公元前8世纪前后，希腊本土的政制演变完成了贵族阶级起来消灭王政。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希腊本土诸邦在小亚细亚诸殖民城邦的深刻影响下开始了城邦化和集团化的历史进程。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本土诸邦虽因外部条件、内部状况、历史演变各不相同，但是，各邦都处在大移民造成的经济环境之中，处在强大的外敌威胁之下，许多城邦出现了僭主政体，继而以推翻僭主，实现民主的历史演变，显出了历史过程的某种一致性。 僭主政治最早是公元前7世纪起在小亚细亚希腊城邦出现。这是一些野心家利用贵族寡头政体面临新形势下的无能，纠集心怀不满的平民群众，组织个人卫队，毁弃当时的宪法或惯例，夺取政权而形成的，是一种个人专制的政体。 雅典的政制演变过程以最后民主制度的确立标志着希腊城邦制度的最后完成。在公元前7世纪前半期，雅典已经完成了统一。在复杂的社会、政治新形势下，公元前630年左右，雅典爆发了库隆暴动，动摇了古老的贵族寡头专政；接下来的德拉孔立法过程中，贵族作出了一些让步；公元前594年，梭伦被选为“民选调解官”，进行了相当广泛的改革，促进雅典迅速从一个农业区域发展为工商业区域，成为希腊世界第一个工商业城邦，梭伦改革给予平民在公民大会内发言与表决、选举的权利，使得雅典摆脱了贵族阶级的寡头专政，逐步走向民主化，初步建立起民主制度；公元前6世纪初，梭伦离职后，雅典陷入长期的党争之中，公元前546年，贵族分子庇色斯特拉托在雅典建立僭主政制，虽然僭主政治和梭伦立法的根本原则是背道而驰的，但僭政客观上贯彻了梭伦改革的成果，实现了梭伦立法中的许多好东西；公元前6世纪末，雅典人民推翻了僭政，实行了著名的克利斯提尼改革，使雅典政治兼具“主权在民”和“轮番为治”的两个特色，雅典民主从此确立下来，成为希腊诸邦的范例。以本土为中心的希腊世界也已经定型，从此再也没有扩展，希腊城邦制度经过长期的演变，最后完成。 雅典克利斯提尼以后不久，就发生了著名的希波战争。公元前6世纪的希波战争中，以雅典、斯巴达为核心的团结奋战，最后彻底击败了强大的波斯的入侵。顾准指出“希波战争胜利以后，创造的而不是墨守成规的希腊文明，从此跃进得更快，‘古典时期’的希腊，是人类文明极其光辉灿烂的阶段，对后来历史的积极影响是不可估置的”。 几点启示 一、人们不应该忘记，顾准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进行思考、研究和写作的，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当时的顾准正经历着炼狱般的苦难、病魔的折磨和惨痛的家庭悲剧（爱妻汪璧与他“协议离婚”而又自杀身亡，子女与他断绝关系），他以病弱之躯经受“除了挨批挨斗挨骂挨打以外，连一天都没有能直起腰来松一口气”的苦难的极致，忍垢含辱，而发愤作为。他一直幻想着中国的“神武气象”、“雄飞世界”，展现了他对中国、对人民的挚爱深情。 二、顾准曾经下了“笨功夫”来研究“海上文明”、希腊文明、西方思想和西方历史，“打算用十年时间，通盘比较彻底研究（先是）西方，（然后是）中国的历史，并在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达成他对历史未来的‘探索’”。他遗留下的尚未最后完成的笔记《希腊城邦制度》仅仅是他“十年研究计划”的开始，但是这样一份破题之作还没有完成（最后一章只写了一半），他就病故了。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被认为是中外比较历史研究的一部重要的著作，将古希腊城邦制度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与中国的春秋时代及其以前的诸多小国林立的历史相互比较，揭示了古代希腊城邦（“海上文明”）与东方领土国家（陆上文明）之间在起源与演变过程中的诸多重大差异，指出人类社会从希腊城邦时代开始就向两个不同方向发展了，东方诸国（包括巴比伦、波斯、埃及、印度、中国等）属于大陆文明，无一例外地向专制主义发展；以希腊城邦为代表的西方，属于海上文明，则向民主主义发展，最后形成了现代西方文明。顾准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轨迹的探索，极具历史意义。 三、顾准是立足现实、关怀现实的，他的思索，都是为现实生活服务的。顾准以极大的心力研究“海上文明”和西方历史，其实是着眼于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如何解决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如何找到一条能够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道路，正如学者林贤治先生指出的，顾准“几乎言必称希腊，其实所言并非希腊，正如言不及中国，其实所言全在中国”，顾准自己也明言“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的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 四、顾准由一位初中生、练习生而自学成长为杰出的会计学专家、教授，由一位从事革命活动的职业革命家转而成为研究学者，从经济学研究开始到醉心于“海上文明”、希腊历史、西方历史的探究，进而从希腊城邦制度的“自治”、“民主”到对“立足于科学精神之上的民主”的探索、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轨迹的揭示，其间历经多次转变，每一次的转变都是一次“飞跃”，虽然他的工作并没有最后完成，但他为中国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思想遗产，他的探索成果，时至今日还让人觉得像是钻石，放射出璀璨的光芒。 （2005年5月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