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与民主制度（3）（20061226）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12:11:56 天益社区 潘维 参加讨论
七. 民主制与城邦的兴衰 与前述二百年一样，古希腊后来的二百年也不是民主与专制斗争的历史，更不是一部民主发展史。一些意识形态斗争的行家会把二十世纪描绘成民主与专制斗争的历史，说成是民主战胜专制的历史，似乎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他们有意遗忘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战争。战前的法国并不比德国民主，战后的德国比法国要民主得多。十月革命也不是民主对专制的斗争，中国推翻满清皇朝的革命更不是以民主反对专制，而是怒其不争，怒其无力将四万万散漫的小农组织起来，抵抗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因此有了国民党人的“军政”和共产党人的“专政”。他们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描绘成民主与专制的斗争，而那场战争分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或者说是继续。德国不是因为痛恨民主制度而入侵捷克、波兰、法国、和苏联；日本也不是因为痛恨民主制度才侵略中国、夏威夷、和东南亚。苏美同盟和中美同盟的目标是保卫祖国，战胜侵略者，不是扩散民主制。这些人还对二次大战之后风起云涌持续三十年的民族解放运动持虚无态度，因为那数十个新兴国家浴血抗争的对象恰恰是西方民主国家。回顾冷战的历史，美苏各自在第三世界寻找盟友，中国在其间纵横捭阖，谁在为民主而奋斗？冷战后美国对俄国和中国的政策更为冷战的目的作了注角。无论如何冷战也不是民主与专制之争，倒是与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有些相似。 （1）希波战争和雅典的崛起 前面提到过的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 (Herodotus, 前484-前425) 详细记述了希腊与波斯的战争（前480-前479）。通过公元前546-前540年的战争（庇西特拉图在前546年成为雅典的僭主）波斯帝国控制了小亚细亚半岛。[29] 但除了要求那些小邦国进贡和表示服从，波斯并没怎么触动当地的社会。半个世纪以后，公元前500年，以希腊化的爱奥尼亚地区为中心，整个小亚细亚半岛出现了反对波斯统治的暴动，带头的是实行专制的米利都 (Miletus) 城邦。起义似乎是雅典挑动的。这时的雅典在军事上已经变得强大，与爱奥尼亚地区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也非常密切。斯巴达对波斯的政策举棋不定，一方面驱逐了雅典倾向波斯的庇西特拉图贵族分子，数年后又想把他们弄回雅典执政；虽然最早与吕低亚国王克罗伊斯组成了抵抗波斯的同盟，却又未投入战争。因为距波斯路途遥远，斯巴达并未认真看待波斯的威胁。当米利都请求雅典和斯巴达援助，斯巴达拒绝了，雅典则从自己50艘船的海军里派出了20艘援助米利都。战争在公元前493年以波斯的胜利告终。次年，波斯国王大流士 (Darius, 前522-前486) 派船过海对希腊进行“惩罚”，但因遭遇风暴作罢。 公元前490年，大流士带着庇西特拉图之子希庇亚斯在马拉松港登陆。雅典向斯巴达紧急求援，但斯巴达在敬奉阿波罗神，要等新月之日才能出兵。雅典决定对波斯人发动进攻，乘波斯骑兵远离战场之际以1.1万人对波斯的1.5万步兵发动突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波斯损失6000人，雅典仅损失192人。勇士费迪皮迪兹 (Pheidippides) 连续奔跑了40公里回雅典报告战争的胜利，汇报完就累死了，这是马拉松运动的起源。西罗多德记述了这个勇士，说他是个长跑运动员，前一天还跑去斯巴达求援，两天内总共跑了240公里。公元前486年大流士逝世，薛西斯 (Xerxes, 前519?-465) 继位。此时波斯在其辽阔帝国的其他部分遇到了麻烦，希腊世界得到了十年的喘息时间。战后雅典人让斯巴达人来观看战场上波斯士兵的尸体，并大肆宣传胜果，用塑像和绘画纪念192勇士，震慑了斯巴达及整个希腊世界。雅典从此与斯巴达比肩而立，成了希腊世界的两大领袖之一。这时劳里阿姆银矿扩大开发规模，雅典暴富。起初雅典人想均分银矿的收入，但提米斯托克利 (Themistocles, 前524-460) 说服人民把钱用于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30] 希腊人当然知道波斯会卷土重来，雅典也知道自己的小胜并非必然。在斯巴达的领导下，希腊组成了“泛希腊同盟”(Panhellenic League)，积极准备战争。然而薛西斯领导的波斯成功地分化了希腊，控制了小亚细亚半岛上的爱奥尼亚地区，并得到了希腊北方城邦的支持。希腊在意大利和北非的殖民地，如西西里岛和卡萨基，也处在波斯影响之下，无助于希腊本土的抵抗。 公元前480年，波斯人海陆并进，进攻希腊本土。斯巴达再次因为太阳神节无法派出军队，仅派出了双国王之一列昂尼达 (Leonidas) 和他的300卫士，领导约7000人的联盟军队扼守特莫皮利峡谷 (Thermopylae pass)，以阻止薛西斯的陆军。该关隘位于雅典西北方140公里处的海岸山脉附近，是进入阿提加和比奥夏地区的狭窄通道。他们坚持了三天，却发现一支波斯大军出现在他们后方，一个希腊的叛徒给波斯人找到了另一条山道。已经无险可依的列昂尼达决定保留有生力量，命令盟军全部撤退，去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科林斯集结，他则率领300卫士断后，以自杀式的攻击阻滞敌人的前进。国王和他的300斯巴达卫士浴血拼杀，全部死在疆场。波斯人虽然占领了中部希腊，但陆军已遭到重创，希腊陆海军的主力却获得时间，向南退到科林斯集结。特莫皮利峡谷战役展现了斯巴达勇士舍身为人，保家卫国的理想境界，是历史和文学作品传扬英雄主义的范例。波斯的海军在到达希腊海岸前遭遇了两次大风暴，已经损失了600条船，但到达海岸与其陆军汇合时依然强大。雅典人拒绝向科林斯退却，也未死守雅典，而是举国迁居萨拉米斯岛。在提米斯托克利的指挥下，雅典海军把波斯舰队引入希腊陆地与小岛之间的狭隘水域，以小而灵活的战舰攻击挤作一团的波斯战舰。这场历时一天的萨拉米斯战役彻底击败了波斯海军。薛西斯留下了一支7.5万人的陆军，自己回到了亚洲。次年 (前479) 夏天，波斯陆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但在普拉提 (Plataea) 战役中遭到斯巴达军队的毁灭性打击。希腊人在雅典的领导下乘胜度海反攻小亚细亚，解放了与雅典人有密切血缘、宗教和贸易关系的爱奥尼亚，并重新控制了西西里岛和卡萨基。此时雅典民主制将满三十岁，正值我国春秋时期开始。战后的雅典一越而成希腊世界无可争议的领袖，拥有比其他城邦强大得多的海军，还有一支令人尊敬的陆军。雅典的贸易势力也远远大于任何其他城邦，其陶器大瓶控制了整个地中海，把其他城邦的产品赶出了市场。雅典民主制的发展扩大了人民的权力，保障了社会自由，使雅典成了希腊的文化和思想中心。描述公元前五世纪希波战争之后七十年希腊历史的最高权威是修昔底德所著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2）雅典民主制的发展 马拉松战役之后，雅典执政官不再象军事领袖那样直选，而是从初选的名单里抽签产生。执政官共九人加一个秘书。将军们的政治权力不再如以往那样大，贵族院（主要由前任执政官组成）的势力也下降了，500人议会的权力增加了，公民大会的权力也大为增加了。在公元前五世纪末期的八十年代还实行了“陶片放逐制”(Ostracism), 即雅典公民如果认为某个人危害了城邦的安全和稳定，可以在公民大会上投票，把他的名字写在陶器碎片上。得6千票的人就被放逐于海外十年。最早实行这个办法的例子出现在前487年，其正式废除是在前417年，总共长达70年。古希腊人说这是防止庇西特拉图分子复辟专制的措施，有些学者认为这是通过民主形式来放逐领导人，解决政治冲突。无论如何，现代考古发现的陶片记录了公民们被政客煽动起来滥用权力的证据。提米斯托克利创建强大海军，战功卓著，亦是民主制最激进的支持者之一，却被政客煽动起来的雅典公民放逐。雅典最出色的军事领导人赛门被控与其姐乱伦而遭放逐，赛门的政敌伯里克利之父也被放逐，理由类似于我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所称的“精神污染”。陶片放逐制看上去非常原始，但无疑是民主选择和惩罚领导人的重要方式，在雅典因为宗教、道德、和政治的理由经常使用。民主制天然有压制少数的倾向，专制则天然有压制多数的可能。适当的法律和由法律治国比依赖专制者的智慧或公众分裂且飘忽不定的意愿都更公正，更稳定。然而，无论专制、民主、或法治都受社会条件的限制，不是政治家想做什么就能做到什么。 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社会是以家庭为基础组成的。如果家庭足够富裕，也许还有几个奴隶。奴隶约占雅典25万总人口的1/4, 而且待遇不错，寻常时甚至看不出与自由人的区别。妇女地位很低，加上雅典盛行同性恋，妇女与男性主导的社会生活更少关联。照这样的人口规模，除去外邦人，成年男性公民大约也就4-5万。男孩到了七岁就要接受训练。如果是穷人家的孩子就跟着父亲学习父亲从事的职业。富家的孩子则受到正式的教育，学习阅读、写作、计算、音乐及和声，荷马史诗及诗歌，当然还有严格的体育训练。所有男青年都要接受军事训练，一般的小康家庭学习重甲步兵，如果家境更好些则学骑兵，穷家孩子学轻甲步兵，更穷的就在海军的船上学划浆。每个公民必须在军队里服两年兵役，为参与城邦政治生活作准备。因此，雅典是个高度平民化的社会，不承认任何形式的特权。教育和智慧所导致的不同财富拥有量似乎是区别雅典人的基本标志，同今日的美国颇为相似。与欧洲和阿拉伯社会不同，中国也是个高度平民化的社会，阶级观念与美国一样淡漠，但却是个有深厚“官本位”传统的社会。虽人皆可为官，但一人升官鸡犬升天，权势无限，有权就有财。这样，中国为争官位而进行政治斗争的艺术在精巧程度上遥遥领先于全世界。 在公元前479年战胜波斯之后，雅典政治似乎集中于两派贵族势力的“路线斗争”。一派以赛门为代表推崇斯巴达式的寡头法治。另一派以厄菲阿尔特和伯里克利为代表支持彻底的民主制，要求一切权力归公民大会。自前475-前462年，崇尚斯巴达制度的赛门一直被选为主要军事领袖，暨城邦的主要政治领袖，但在前461年被陶片放逐，雅典逐渐走向了“一切权力归人民”之路。 雅典频繁而且定期举行公民大会，每年至少四十次，大概比我国政治局开会还频繁。所有公民都能自由参加公民大会。大会就几乎所有重要问题，包括人事任免、民事和刑事诉讼，以及对外政策，进行发言和投票。公民大会的决定就是城邦的意志，此外再无可申诉之处了。雅典人对正义的理解是永恒正确的：即决策应不受私利或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不能以公权谋私利。但雅典实现正义的方式是愚蠢的，他们认为越多的人参与决策，决策就越有正义性。多数人的意志并不必然有益于多数人，而且操纵多数人的意志比操纵少数人的意志还容易。雅典的补救措施是加倍实行民主，以抽签和限制领导人任期的方式来杜绝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操纵。抽签是最民主的形式了，可也是选择领袖最愚蠢的形式，如同用抽签来选择建筑师一样愚蠢。雅典人对人民的数量与正义程度相关连的信念非常强大，甚至破坏了法治。公民大会制定法律，执行法律，并管理法律的实施。彻底的民治把法治抛到了九霄云外。在雅典，只要经多数认可，无论什么都是最终的和公正的，而且没有人能够确定今天有效的法律到明天还能有效。如此，雅典人可以轻而易举就让法律停止保护自由，使平民统治凌驾于法律之上，使法治消融于人治之中。雅典人对政治文明的理解并不出色，他们混淆了人民的权力与人民的福利。非但罗马没有采用雅典制度，民主制被抛弃了整整两千年。然而雅典留下了一个救命的制度，就是十将军的位置不以抽签产生，十大部落各出一人，还可以连选连任。 由穷人、富人、有智慧、或没知识的四万人来共同统治雅典城邦，并领导一个由大约五百个城邦组成的大帝国，结果当然是派系斗争，决策矛盾，无知和无能，以及雅典公众对政治的冷漠。如果人民自己能够统治，要政府作什么呢？事实上，这些问题在雅典都出现了，而且后来两千年的欧洲再也没有想到采用雅典的制度。近代西方民主制与雅典民主制基本无关，倒是与罗马的法治体制有直接的传承关系，而且是先有法治才有间接的民主，即代议制。 雅典在蹩脚的民主制度下依然坚持了数十年。雅典城邦巨大的凝聚力是原因之一。城邦认同和雅典的成就紧密连在一起，城邦的公民们有强烈的共同体意识，社会即（城邦）国家，（城邦）国家即社会，二者从未分别。雅典是自由的，雅典因其帝国的存在也是“国际主义”的，但雅典人的“爱国主义”比任何其他城邦都更强烈。在当今的中国，跟随美国谴责“民族主义”是一种时髦，但美国的民族主义远强于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只是自称“爱国主义”或“对美国的自豪感”；别国的爱国主义则属“民族主义”。人民对自己国度的普遍认同是国家赖以生存的根本。雅典能生存的更主要理由是英明有效的领袖。他们据十将军之位，领导雅典的军事、政治、和社会生活。赛门被逐（前462年）之后，贵族出身的伯里克利从公元前443年到429年逝世为止一直担任十将军之首，领导雅典。他的个人权力从未达到专制者的程度，但他所领导的势力一直控制着公民大会的主流。 （3）雅典的民主制与领袖 民主制虽号称“人民作主”，人民的分散性使领袖的突出作用成为必然，惟民主制容许人民依自己的意愿随时撤换领袖。雅典民主制同其出色的领袖密切相关，而自由和繁荣使雅典盛产出色的领袖。不过，出色的领袖也是被民主制摧毁的。 赛门 (Cimon, 前510-前451) 是雅典政治家和军事家，希波战争之后建立了雅典帝国，因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外交上的亲斯巴达政策而与伯里克利发生冲突。前490年其父指挥马拉松战役获胜，随后却受指挥不当的指控，被罚重款，次年因无力付债羞愤而亡。赛门安排其妹嫁给了雅典最富有的人家，摆脱了债务。他以在萨拉米斯海战中的英勇表现崭露头角，很快当选十将军，而且年年当选，直至前461年被流放。前478年他成功地把斯巴达对希腊海上城邦的军事领导权转移到雅典手里，建立了“得利安同盟” (Delian League, 因聚会之地Delos岛而得名，雅典因此同盟成为事实上的帝国), 他亦由此成为得利安同盟的军事领袖。赛门籍斯巴达指控鲍桑尼亚 (Pausanias, 普拉提战役的指挥官) 在拜占廷与波斯人暗中交易，前去驱逐了他，占领了拜占廷。接下来赛门清理了地中海上的海盗，迎回了传说中的国王忒修斯 (Theseus) 的遗骨，归葬雅典，提高了人民的凝聚力。[31] 此举乃仿自斯巴达对俄瑞斯忒斯 (Orestes) 遗骨的处理，体现了赛门对斯巴达价值体系的崇拜，他因此成为“拉哥尼亚化”领袖的典型。[32] 赛门最大的军事成就是在公元前466年指挥200条船的联盟军击溃由腓尼基人组成的强大得多的波斯海军，随后又大胜波斯陆军，还攻下达达尼尔海峡北岸的加利波利半岛。自此波斯控制东地中海的情形消失了。当萨索斯城邦 (Thasos, 爱琴海北方的的岛屿，以富裕著称) 奋起反对雅典的帝国主义政策，退出得利安同盟，赛门又前去镇压，先在海上击败了萨索斯的海军，又围困该岛长达两年，迫使该城邦不得不投降。然而当他得胜回到雅典却发现受到伯里克利等一批民主派政治家的严重指控，指责他因受贿赂而不去进攻希腊北方的马其顿。当时人们怀疑马其顿在暗中支持萨索斯的独立运动。赛门虽然未被定罪，但政治声誉已经严重受损。公元前462年米塞尼亚农奴暴动，斯巴达呼吁所有参加希波战争的盟国帮助平叛。赛门激励雅典帮助斯巴达，说斯巴达和雅典是拉着一辆车的两头牛，为的都是希腊世界的福祉。厄菲阿尔特极力反对，指斯巴达是雅典的竞争敌手。赛门的观点得到多数支持，便亲自率领4000雅典重甲步兵前往支援斯巴达。但赛门初战未果，斯巴达开始怀疑有“革命倾向”的雅典与农奴联手，便留下了其他城邦的盟军，却将赛门和他的士兵遣回雅典。雅典舆论大哗，塞门的声誉彻底崩溃，随后即被陶片投票放逐十年。雅典遂行更激进的民主改革，并视斯巴达为敌。前457年两国的陆军在比奥夏地区交战。赛门往见雅典指挥官，要求作为士兵参战，被拒绝。但他率领了一批象他一样被雅典指控亲斯巴达的流亡者向斯巴达发动了勇敢的进攻。据说伯里克利受到感动，动议缩短他的流放期。赛门归国后致力于同斯巴达谈判和平。当451年休战到来之际，伯里克利不让赛门处理希腊世界的事务，遣他出海征伐波斯，他在征途上因伤病而亡。赛门为人直率忠诚，是雅典最杰出的军事和政治领袖之一。他和伯里克利一样执着于雅典的海上优势，但与伯里克利不同，他认为雅典不应与斯巴达争夺希腊陆地的领导权。赛门的声望来自他的战功，而且他把自己获得的财富用于雅典的城市建设和公民娱乐活动。赛门的支持者主要来自比较富裕的重甲步兵阶层，他们崇敬斯巴达的陆军和社会制度。然而赛门获胜时率领的士兵主要是海军，海军主要来自穷苦人家，对斯巴达制度没什么好感，民主制度给他们更多的参政机会。这些海员们转向敌视斯巴达的厄菲阿尔特和伯里克利，这两位激进民主主义者答应给穷人更多任职于政府的机会。 厄菲阿尔特 (Ephialtes, ？-前461) 是雅典的激进民主派，他宣扬敌视斯巴达的政策，要求一切权力归人民，成为塞门的最大政敌。前465年后不久当选十将军。前462年反对赛门出兵帮助斯巴达镇压农奴起义未果。当斯巴达以所谓“雅典的革命倾向”为由遣回雅典军队，雅典舆论大哗，倒向厄菲阿尔特一边，使他得以在前462-461年流放了赛门，推行激进民主改革，剥夺贵族院的权力，削减了行政机构的权力，使公民大会拥有了几乎全部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权。这种激进改革导致他在前461年被暗杀，但他的改革措施却延续下来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