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人和我们（中）（20061030）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12:11:18 大樗树下 奥登，翻译 王道士 参加讨论
与之前的爱奥尼亚文化相比，雅典戏剧的特点是从奢华轻浮回到了严峻简约，而且回归神话。最重要的是，在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一种艺术，戏剧，成为了全体人民的主导性的宗教表达方式，而剧作家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物。荷马和品达与雅典的悲剧作家相比更像世俗作家，他们在教育上的价值当然被少数统治者享有，但他们仍然主要是娱乐表演者，其重要性逊于祭司和传达神谕者。现代戏剧发源于复活节和圣体节这样的宗教节日，雅典戏剧同样与榨酒节和酒神节联系在一起。现代戏剧开始从属于宗教仪式，之后离开宗教而发展出自己的世俗生涯，然而雅典戏剧的价值则由投票决定，尽管它明显是艺术作品却成为了主导性的宗教实践，比献祭和祈祷都要重要。在19世纪和我们的世纪，单个的艺术天才时常宣称自己有最高的重要性甚至说服了一小部分唯美派；然而只有在雅典这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事实，因而天才不仅是宣称自己有特殊的权力的孤独者而是社会中备受称颂的精神领袖。与之最接近的现代活动不是任何戏剧，而是球赛或者斗牛。 希腊悲剧转向神话，但不再是荷马的神话；爱奥尼亚的宇宙论者已经做出了他们的贡献。诸神不再一定是强大的而且偶然地代表正义；这时候他们的力量变成次要的，而变成他们用来加强他们具有并代表的律法的工具。结果，神话从属于诸神之间的力量的消长；因为宙斯越具有唯一神的性质，他的重要性就越大，而其他的神就越无个性，越具有寓言意义。而且，宙斯背后出现了很“非神话”的命运的概念。这时候具有人格的宙斯还是非人格的命运始终无法联系起来，像犹太人的创造者上帝达到的那样，这一步是希腊的宗教想象力从未迈出的。或者说，最终宙斯成为造物主，一个自然中的秩序的寓言性的人物，而命运成为真正的上帝，或者是运数或者是非人格的观念或第一因，在这种情况下戏剧不再是说教的天然工具而是被神学所替代。 也许，埃斯库洛斯对欧里庇德斯的怀疑主义的虔诚非常短暂，而希腊悲剧为时不长，这些都多少与此类原因有关。如渥纳尔·加格尔（Werner Jaeger）指出的，索福克勒斯与另外两位剧作家的不同在于，尽管他们的兴趣基本一致，他更关注人的个性而非宗教和社会问题。如果希腊悲剧进一步发展，它应该会从索福克勒斯继续向前，抛弃与神话和节日的关系并成为一种世俗的艺术；也许正是它的成功把它过分地与神话和节日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无法突破，无法做到比如说伊丽莎白时期的戏剧那样。因此，尽管希腊悲剧作家极受后世作家的敬仰，他们未尝有过太多直接的影响。相比较而言，哲学家们发挥的影响更加显著，因为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建立了思想生活的基本前提，真理的统一和多样；再者，他们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特定的划分的始作俑者。比如，如果我们试图阅读印度哲学，一个理解的巨大的障碍是人和自然的结合点是用不同的方法标示出来的。我们的划分和标识是希腊式的；而且我们发现很难去相信别的样式的存在。 希腊文化的最后阶段即希腊化时期或者亚历山大时期，它回到了爱奥尼亚的享乐主义和物质主义但是没有将其与社会政治生活联系起来。其时的重要成就在科技方面。如希腊文选所示，其文学高度讲究而且漂亮，然而总体上无聊，至少对于当今的时代而言是这样的，因为它对文艺复兴以来的二流诗歌有巨大影响。它是我们的最差的“古典”遗产，包括丘比特的小无赖，花卉的目录，希丽亚的胸部之类。 基督教是犹太的历史宗教经验和非犹太人对它的思考和组织的产物。希腊思想是典型的非犹太的而且与犹太人的意识冲突。作为一个希腊人的基督徒会试图在世俗的琐碎和虚假的出世精神之间来回摇摆，这两方面本质上都很悲观；作为一个犹太人他会被引向一种错误的严肃和不宽容，以至于把异己当作恶人而不是蠢人来进行迫害。宗教裁判正是非犹太的对理性的兴趣和犹太的对真理的热情的产物。 历史上最明显的例子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在《谈论迪克·威丁顿》一书中，海斯凯茨·皮尔森（Hesketh Pearson）和休·金斯密尔（Hugh Kingsmill）收录了一篇希拉尔·柏勒克（Hilaire Belloc）的访谈，其中谈到犹太人： “可怜的宝贝儿，生来就知道自己属于人类的敌人……因为耶稣被钉上十字架。那一定感觉很糟糕。” 我不相信柏勒克先生是个十足的傻瓜，然而他的说法跟亚当说“那女人骗了我，而我确实吃了苹果”异曲同工。他不可能不知道耶稣被钉上十字架是罗马人干的，或者，让我们来个当代版，那是法国人干的（英国人会说，“我的天哪！”，然后表示赞同；而美国人会说，“太不民主啦！”而且派摄影师前往。）罗马人这样做是出于不重要的原因：耶稣在政治上让他们反感。而犹太人要求这样做是出于严肃的原因：在他们看来，耶稣有亵渎之罪，也就是说，他错误地宣称自己是弥赛亚。显然，每个基督徒既是彼拉多 又是该亚法。 四 与以前的时代相比，如果说我们时代对希腊人的反应有什么典型之处，我想那就是我们觉得希腊人确实非常古怪，正因如此，如果我们遇到他们写的和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近似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怀疑我们误解了这些文字。我们和他们之间的不相像，双方做出的假定和提问之间的差异比其他任何东西都令我们动容。举个例子，《蒂迈欧篇》（Timaeus）中的一段： “这就是永恒的神关于将会出现的神的全部计划，他就这样给他一个平滑的身体，其表面在各个方向上都和其中心等距，那是一个完整而完美的身体，从各种完美的身体中成形。他在中心处放上灵魂，让它分散到身体里并且成为其外部环境；他还把宇宙变成一个圆环中运动的圆环，单一而且孤独，可是因为它具有颠倒反转自己的优点，它不需要友谊或者相识。他怀着这些目的为世界创造了一个受祝福的神。” 显然，这种思考对我们来说和任何非洲部落的习俗一样奇特。即使是我们中数学知识最贫乏的人也吸收了数字作为解释自然的工具的现代概念，我们不会再回到过去的思维状态中去把数字看成是物理的或者形而上学的实体，不会进而去认为一个数字会比另一个“更好”，正象我们不会再回到对感应巫术的信仰中。对我们来说，柏拉图式的对神的道德本质的假设也和他的形状一样奇怪。我们也许相信也许不信神的存在，但是我们唯一能够考虑去信仰的神是受难的神，他要么是像泛神论的神那样自然出现并不自觉地受难，要么像基督教的神那样自觉地受难，因为他爱他的人类而为他们牺牲；那种志得意满的神不足以引起我们去提出他是否存在的问题。 要我去侵入众多伟大人物毕生研究的领域是放肆的。为了减少这种冒犯，我只能试着把我的议论限制在我略有所知的一个方面：对各种希腊的和我们自己的关于英雄的概念的比较，这也能说明我们和他们的文化之间的差异。 五 荷马的英雄：荷马的英雄具有军事上的德行：勇敢，足智多谋，胜利时的宽宏大量，还有在失败时表现出异常程度的尊严。他的英雄主义表现在超常的行为中，旁人作为评价者被迫承认“他做到了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他的动机是从能与他相比的人们那里获得仰慕和光荣，不管他们是自己人还是敌人。他用来生活的信念是对荣誉的信念，那不是象律法一样的普遍的要求，而是个人的要求：我以此要求自己，考虑到我个人的成就，我有权力去要求他人。 他不是一个悲剧人物，也就是说，他不比别人受苦更多，但他的死却具有特殊的悲情—伟大的战士和最低贱的乡下人最终殊途同归。他仅仅存在于他和另一个英雄的个人碰撞的那个时刻；他的将来是他人的过去。荷马的英雄最相似的现代对等物是王牌飞行员。因为他经常参与单独的战斗，他认得出敌方单个的飞行员，而战争对他而言意味着个人的竞争而不是政治问题；实际上他和敌方的王牌飞行员的关系要比他和己方的步兵团的关系更密切。他的生活充满了冒险和侥幸的逃脱，经常会有生命危险。运气好坏的影响，突然的引擎故障或者不可预测的天气变化都非常关键，结果偶然的机会主导了个人的干预力量的所有方面。他被保护的时候是他的好日子，他被对手计划攻击的时候是坏日子，这些想法和有朝一日他会因为命运的力量而死的信念，几乎都成为了他不可缺少的生活态度。 然而在战斗机飞行员和荷马的英雄之间有一个根本的区别；要对他们做出的紧密类比，我们必须想象世界的历史处于连续的无数世纪的战争中，而战斗机飞行员是世袭的职业。因为《伊利亚特》的基本假设和所有早期史诗一样（对我们来说都显得奇怪）是人类的正常状况是战争而和平是中间偶然喘息的时间。在前台上的是陷入战争的人们，杀人或被杀；远处是他们的妻儿和奴仆在焦急地等待结果；天空中是不知道悲伤和死亡的神，他们兴致勃勃地看着战争的景象，偶尔插手；在所有这些的周围是冷漠和不变的包含天空海洋和大地的自然世界；这就是事情的面貌，它们一贯如此，而且将来也是如此。因此，任何冲突的结果都没有道德的或历史的意义；它给战胜者带来欢乐，给失败者带去悲痛，但是双方都不能想象去提出关于正义的问题。如果我们用《伊利亚特》和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或者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比较，我们看到现代作家们首先深刻地关怀历史性的问题：“亨利四世或拿破仑是如何掌权的？”，“邪恶或者国际战争的原因是什么？”其次是一般的道德问题，“战争对人类道德的影响是什么？”，“跟和平相比，战争鼓励什么德行和罪恶？”，“不考虑双方的个别人物，霍茨波 （Hotspur）或拿破仑的失败促进了还是推迟了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这些问题对荷马来说没有意义。荷马确实为特洛伊战争给出了一个原因，引起争议的金苹果；但这既是一个来自神的原因（也就是说不受人类控制），又是一个琐碎的原因（也就是说荷马没有严肃地对待它而是把它用作开始故事的手法）。他也确实对他的英雄人物做出了道德评判。阿基里斯本不应该因为他和阿伽门农的争吵而拒绝帮助希腊军队那么长时间，他也本不应该那样对待赫克托的尸体，然而这些都是小缺点，它们既不能干扰战争的结果，也不能影响他的英雄主义最终的证据，也就是他战胜了赫克托。 赫克托之死引起的悲情是简单的：高贵的人物被打败了；霍茨波的死引起的悲情则是反讽的：他比哈尔亲王更能引起同情，但是他死于保卫错误的理想。进而言之，在荷马的世界里战争就是标准，所以没有对战争英雄的批评。阿基里斯的愤怒永远不会象克里奥兰纳斯（Coriolanus）的愤怒那样成为人物的悲剧性的缺点。 荷马也可能描绘阿基里斯洗澡，但那只能是一个简单的对英雄洗澡的描绘，而不是像托尔斯泰对拿破仑洗澡的描绘那样，能够显示出战争的英雄其实和为他而死的成千上万的人一样脆弱。尽管把荷马的英雄描绘成神的木偶是不公平的，但他的自由选择和责任的空间确实很有限。首先他是生来如此而非后天养成（他经常是某个不朽的父亲的儿子），因此尽管他有勇敢的行为，他不具备我们所谓的勇敢，因为他从来没感觉到害怕；其次，他展现英雄主义的情境是给定的；某些情况下，他可以选择是否战斗，这个或那个对手，但是他不能选择他的职业或者立场。荷马的世界悲伤得让人难以忍受，因为它从未超越直接的时刻；人高兴，难过，战胜，失败，最终死去。这就是一切。欢乐和苦难就是人在那个时刻感到的东西；它们没有超越这些的意义；它们来了又去；它们没有方向；它们什么也不改变。这是一个悲剧的世界，但它没有罪恶因为它的悲剧性的缺憾不是人类本性中的缺点，也不是单独的人物的缺点，而是存在的本性的缺点。 悲剧英雄：荷马史诗中的战士-英雄（及其非军事的对等物，品达颂歌中的运动员）是一个贵族的理想。他是每个统治阶级成员应该去模仿的对象，是每个被统治阶级的成员应该毫不嫉妒地去仰慕和毫无恨意地去服从的对象，他与神最大限度地接近，在人类的可能性范围之内，他被构想为理想的强大的神圣存在。 而在另一方面，悲剧英雄不是理想而是警告，这个警告不是给贵族的听众的，他们是另外的潜在的英雄个体，而是给城邦的平民的，他们是集体的群众。在戏剧开场的时候，他出现于光荣和好运之中，他拥有血统和成就已经显示了荷马意义上的卓越素质。到了结尾的时候，他已经陷入了非同寻常的苦难，也就是说，他比合唱者们受苦更多，那些人是没有任何显著成就的公民。他受苦是因为他身处冲突之中，那不是与别的个人的冲突而是与正义的普遍律法的冲突。而结果是，让他有罪的实际的对正义的违背不是他有意识的选择，因为他无法避免它。典型的希腊悲剧英雄的处境是无论他怎么做都是错的—阿伽门农要么杀死他的女儿，要么丧失他对军队的责任；俄瑞斯忒斯要么不服从阿波罗的命令，要么去犯杀母的罪行；俄狄浦斯要么坚持提问，要么让底比斯被瘟疫毁灭；安提格涅要么她对死去的兄弟不负责任，要么对她的城邦不负责任，如此等等。然而，当他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不知不觉地犯罪或者违背自己意志地犯罪的处境中，这种处境显出他的另一种罪，神因此让他为之负责，这就是狂妄自大，这种夸大的自信让他认为自己具有的所有的优越性让他成为一个不会受苦的神。他有时候却并非总是在行为中展示这种狂妄自大—阿伽门农走在紫色的地毯上，大流士试图在达达尼尔海峡架桥—--但即使他没有狂妄自大，他也一定被认为是这样的，否则他也不会因为其他的罪行而受到惩罚。尽管目睹了悲剧英雄从欢乐坠落到悲痛的过程，群众知道荷马的英雄也并非他们应该敬仰和模仿的理想人物。相反，强大的人被他的力量所引诱进而成为神所惩罚的不敬的人，因为神之所以是神不是因为他们是完美地强大，而是因为他们完美地公正。他们的力量只是加强他们的公正的工具。 每一个民主社会的成员应该尝试去成为的理想人物不是贵族的英雄个人，而是温和守法的，不试图比别人更强大或更光荣的人。又一次，正如在荷马那里，在这里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我们非常习惯于这样的观念，即一个人的行为是他自己的各种自由选择和各种环境的混合产物，他可以对这些选择负责但他无法为这些环境负责，因此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一种处境本身可以让一个人有罪。以俄狄浦斯的故事为例。有个人听到了关于自己将要杀父娶母的预言，他想要防止它成为现实，但是徒劳无功。一个现代剧作家会怎样处理这个题材？他会推论出唯一的让俄狄浦斯逃脱的方法，让他不杀任何人也不娶任何人。所以他会以俄狄浦斯离开底比斯而且做出这两个决定开场。然后他会让俄狄浦斯进而卷入两种处境，首先是他被一个人打成重伤，然后是他狂热地爱上一个也爱他的女人。这两种处境都是具有诱惑力，让他挣扎于为所欲为和改变自己的决定之间。他屈服于这两种诱惑，他杀了这个人并娶了那个女人，他这么做的时候自我欺骗并找了借口，也就是说，他不会对自己说，“尽管可能性很小，他们仍然可能是我的父母，所以我不能冒这个险。”相反，他说，“他们根本不可能是我的父母，所以我可以改变自己的决定。”不幸的是，那极小的可能变成了现实。 在索福克勒斯那里这种事完全不会发生。俄狄浦斯在路上遇到一个老人并与之发生了无谓的争吵，然后他杀了这个老人。他来到第比斯并解答了斯芬克斯的谜语，然后进行了一场政治婚姻。他对这两件事情都没有负罪感，也没有人预料他会有罪。只有当那两人被发现是他的父母的时候他才变成有罪的。他没有在任何时候意识到他被诱惑去做他知道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在任何时候他都不可能说，“在那里他犯了致命的错误。”希腊的悲剧英雄的原罪是自大，即相信人可以像神一样。只有拥有特殊的福祉的人才会被诱惑走向狂妄自大。他只是有时候直接表现出狂妄自大，但是这决不会改变他的性格，他因此受到惩罚，神让他不知不觉地或无心地去犯罪。 现代的悲剧英雄的原罪是骄傲，即拒绝承认他的局限和弱点，执意要成为他所不是的神。因此，一个人并不需要拥有福祉才能被诱惑着去骄傲；不幸一样能诱惑人去骄傲，比如格罗斯特的理查（Richard of Gloucester）的驼背。骄傲决不能被直接表现因为它是纯粹的主观的罪。自我反省可以向我揭示出我的好色或者嫉妒，但是它不能向我揭示出我的骄傲（如果它存在）存在于进行反省的“我”之中；然而，我可以推断出我骄傲是因为我观察到我的好色和嫉妒完全是由骄傲引起的。因此，我们现代的悲剧英雄拥有让他们继续犯罪并堕落的那些次要的罪恶，这不是神对他最初的罪的惩罚，而是这种惩罚造成的效果，他要对那些罪恶负责，而那惩罚也是他应得的。他不是不知情的而是自我欺骗的罪人，他拒绝了自己对罪恶的良心。当俄瑞斯忒斯杀死克莉特曼妮斯特拉，他并没有预料到复仇女神会到来；当麦克白一伙儿人计划谋杀的时候，他们试图说服自己他们将不会受负罪感的折磨，尽管他们心里知道他们会那样。 在希腊悲剧中，苦难是天谴，一种从外部强加给主人公的惩罚。他在经受惩罚的过程中赎罪并最终和律法和解，尽管决定何时完成赎罪的是神而不是他自己。而另一方面，在现代悲剧中，这种打击伟大但犯了错误的人并让他们悔恨的外部苦难并不是悲剧性的。真正的悲剧的苦难由主人公造成并挑衅地坚持，这不会让他变好，相反他会变得更糟而且在死的时候也不会与律法和解，他离经叛道，也就是说，受到了诅咒。李尔王不是悲剧主人公，而奥赛罗是。 希腊和现代的悲剧在概念上的这两个区别，首先是在主人公的主观的自大或骄傲的原罪和他随后的罪行之间的关系上，其次是在苦难的本质和功能上，它们产生了对待时间的不同态度。时间上的统一在希腊悲剧中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正确和正当的，因为人物们是不变的，变化的只是他们的处境，因此它所需的戏剧时间仅仅就是处境变化所需的时间。在现代悲剧中，时间的统一作为一种特殊技巧而言是可行的，但它很少是人们想要的，因为剧作家的要务之一是，不但要展示出他的人物们如何被处境所改变而且要展示他们如何积极地参与创造这些处境，这在一个单独的无间断的时间过程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色情英雄：大约四分之三的现代文学都与男女之爱的主题相关，并且假定恋爱是人类最重要最宝贵的经验。我们对这种态度习以为常，以至于我们倾向于忘记它的存在不早于十二世纪。比如，它在希腊文学中就不存在。我们在希腊文学中能找到两种态度。在大量的小夜曲式的抒情诗中—“莫误春光，请来亲吻我，妙龄的女郎”那样的东西，表达的是简单的，心平气和的，轻松的色情。还有一种对严重的和暴力的性欲的激情的描绘，比如在萨福的诗篇或伊阿宋和美狄亚的故事中，但它并不被看作是值得骄傲的东西，它是灾难，是毫无怜悯的阿弗洛迪忒的杰作，是一种可怕的疯狂，能够让人失去尊严，背叛朋友，健全的男女会祈祷不受它的伤害。我们的浪漫观念认为性爱可以改变恋人的性格并且把他变成英雄，希腊人则不知道这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