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史学的基本走向（上）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1:11:18 史学理论研究 侯云灏 参加讨论
| 在这里说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实指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一段时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17年。这一时期，历史学经历了从史学改造到史学革命，用唯物史观改造旧史学到全面建设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时期。关于17年的中国史学，已经有了不少成果。[1]对于此期历史学的评价，代表性的意见有：一、认为建国后17年是历史学取得辉煌成就的17年，为20世纪后半期历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规定了方向；二、认为17年的历史学虽不能像“四人帮”所诬蔑的是黑线专政，但这个时期历史学的畸形发展，注定了之后历史学的危机。看法分歧较大。但是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都无可争议地认为这是历史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对此后史学的方方面面影响颇大。这里我们无意对17年的中国史学作整体的综合评价，只是从历史学的走向这一特定视角，来鸟瞰一下此期中国史学所呈现出的基本特点，为进一步的综合研究奠定基础。 一、中国史学的进程：从史学改造到史学革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已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开始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新制度的诞生，必然要求新的文化教育与之相适应。一场轰轰烈烈的学习运动开始了。为配合新的形势，1949年9月创刊出版了《学习》杂志。创刊号发表了艾思奇的文章《从头学起——学习马列主义的初步方法》，文章说：“马列主义的学习，在各地，特别是在新解放了的大城市，逐渐成为一个普遍的运动。各种暑期学习会及短期学校里，各大中学、各机关、部队、工厂里，到处涨起了学习理论的热潮。这样一个学习运动的蓬勃开展，不仅是由于领导方面的鼓励推动，也是由于广大干部、工人、学生、教职员及其他知识分子群众自觉到学习理论的迫切需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愈更普遍地成为群众的思想武器，我们的革命事业的完成就会愈顺利。”[2]这场学习运动由中央发起，广大群众表现了极高的热情。仅从《学习》杂志报道的情况看，该刊前半年是月刊，从第二卷起改为半月刊，发行量最多的一期达28万5千份，其余的均在20-25万之间。[3]可见这场学习运动开展之广泛，参加学习运动的人数之多、热情之高。有人把这场学习运动称为“洗心革面”。从内容上来看，主要是学习社会发展史和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毛泽东亲自为这场学习运动编选了一套12册的干部必读书，印行总数达300万册，成为建国初期广大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必备书籍。为了更好地宣传学习马列主义，中央成立了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开始有系统、有计划地翻译出版经典著作。同时，还成立了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主管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和重要著作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在短短的时间里，在编辑出版马恩列斯的全集和毛泽东选集的同时，还编译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资本论》等经典著作。有力地推动了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和学习。对于史学领域来说，这场学习运动主要解决了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特别是历史观的问题，普及了唯物史观，对唯心史观进行了初步清理。通过学习树立了以下观点： 第一，劳动的观点。劳动不但创造了人，而且还创造了全世界，从而确立了劳动人民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伟大创造作用。历史首先是物质生产者、劳动者的历史。“既然世界是劳动者创造的，劳动者在历史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创造作用，那末我们就应该坚决、彻底、干净地抛弃向来一般人贱视劳动的传统观念，知识分子尤其应该赶快从自己头脑中驱除和肃清‘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反动思想。”[4]树立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第二，树立正确的阶级观点。“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更，以至于全部社会历史的发展都是通过阶级斗争或阶级矛盾运动来实现的。”[5]既然历史是劳动者创造的，就应该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劳动人生观和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也就是说，要彻底地树立劳动的观点，就必须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必须对我们各自工作岗位上的工作，对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革命斗争，对新民主主义建设和将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事业，发挥最高度的责任心和最高度的热情。”[6]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和阶级观点，同时必须学习做一个共产主义者，为共产主义这一最后目标而奋斗到底。 第三，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观点。马列主义的社会发展史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依照一定的客观规律进行的；对这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揭示，以及在种种社会实践上证实这种规律，使马列主义的整套社会理论成为严格的科学，是当前的迫切任务。“承不承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能不能够掌握这些客观规律，并且依据它们去解决有关改造社会和救国救民的实际革命问题，这便是马列主义与非马列主义或反马列主义在社会理论上的分界线。”[7] 第四，历史主义的观点。既然社会是依照严格的客观规律而不断向前发展的，世界上没有永世不移的社会秩序，旧的东西要衰亡，新的东西要生长，历史上的一切制度和社会现象便都不是偶然事件的堆集或荒谬怪诞的事物，它们各有其历史条件所规定的“存在理由”。这就是科学的历史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的要素有三：一是历史上的一切制度和现象，均为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所规定，它们的存在是合乎规律的；二是一切社会制度和现象都只是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和一定条件下的产物，因而它们都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地过渡性的，它们必然会被新起的东西所代替。三是我们不能依据现在的历史条件，用现代的评价标准，去评判另一时代或另一历史条件下的制度现象之是非；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现实的历史条件而企图实现一种超越历史的理想，那怕你的动机是非常善良的。因此，对待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均不能采取一概骂倒的办法，同时又不能不看到其历史局限性，指明社会历史发展的未来方向。 这四个观点是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的主要观点和指导思想，也是改造旧史学的理论武器。 随着学习的深入开展，史学界主要对胡适的唯心史观进行了批判：一是对多元史观的批判。胡适说：“我们治史学的人，知道历史事实的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所以我们虽然极欢迎‘经济史观’来作一种重要的史学工具，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思想知识等事也都是‘客观的原因’，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8]他认为经济、宗教、政治、思想、道德、教育等因素相互作用，平行发展。而且这些原因是随机组合而成的，无所谓主次，以此来反对唯物史观。二是批判胡适的主观主义的唯心史观。在胡氏看来，全部历史是偶然的堆积，没有发展规律可言，客观真理是不存在的。历史象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百依百顺，任人涂抹，任人打扮。象一块大理石，看你把它雕刻成什么样子。否认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三是批判胡适的史学方法。胡适是标榜科学方法的。他说：“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9]“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以后，方可奉为定论。”[10]对于大胆的假设，胡适说：“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11]甚至说假设愈大胆愈好，这就往往把人们引向了主观武断。对胡适的批判是必要的，澄清了理论上的一些糊涂认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宣传，但是也暴露了某些“左”的错误。 1957年，史学界开始反右、批判雷海宗对中国历史上奴隶制阶段的质疑为反对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接着批判向达，认为他利用少数民族史研究，阴谋制造民族分裂；认为陈梦家、荣孟源是借着强调史料重要，反对学习马列主义和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史料进行分析。这四个人被诬陷为历史学界的“四大金刚”。次年，陈伯达作《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学术界顿时沸腾，历史学界和全国高校的历史系掀起了“拔白旗、插红旗”的“史学革命”浪潮。学生们利用他们的阶级感情和阶级立场来教育老师。有没有阶级观点、重不重视农民起义，常是学生们用来衡量一位老师立场的标准。认为过去贯穿史学界的是一条“厚剥削阶级，薄劳动人民，歌颂剥削阶级”的厚古薄今的错误路线。[12]现在，要厚今薄古，要厚劳动人民的历史，薄帝王将相、统治阶级剥削阶级的历史。要贯彻阶级观点，“在教材中把帝王将相的活动，统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斗争，以及传统视为十分重要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沿革都予以删减，王朝的名称只是作为纪年的符号，其始末概不加以叙述。”认为这样就能够“体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突出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13]从而打破“王朝史体系，建立一个新的人民史体系”。[14]1960年康生策划了全国范围的批判修正主义运动，早年即投身革命的历史学家尚钺成了史学界修正主义的代表，其历史观和古史分期学说遭到了政治围攻和批判。1963年赫鲁晓夫上台，苏联被认为出现了修正主义，中苏关系破裂。由于国际环境的恶化，毛泽东再次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批判修正主义，气氛再度紧张。翦伯赞、吴晗被指为学阀。1965年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出笼，对翦伯赞的“超阶级”、“纯客观”的所谓资产阶级学术观点进行了批判。同年，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抛出，“文化大革命”一触即发。 从史学改造到史学革命，随着现实社会运动的复杂变化，围绕着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新体系问题，历史学走过了不平凡的17年。 二、中国史学的建设：学科体系的基本完善 第一，历史观和历史理论建设方面。经过史学改造，我们在历史科学领域内巩固地树立起了马列主义旗帜，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解决了历史学建设的方向和道路问题，普及了唯物史观。通过思想改造运动，促进了知识分子立场、世界观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帝国主义的、封建的、买办的思想影响，提高了爱国主义觉悟。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观点，获得了前进的方向和力量。使知识分子特别是广大史学工作者树立了劳动的观点、阶级的观点、社会发展规律性的观点和历史主义的观点。广大史学工作者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问题，并取得了初步成就。 一些重大的历史理论问题如古史分期问题、土地制度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少数民族政权的性质问题、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等被提出来，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既深化了唯物史观的学习和普及，又加深了对中国社会历史的认识。比如通过对古史分期问题、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使我们对农民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特点的认识深化了。毛泽东同志的两句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15]“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这种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6]是搞农战史的人所熟知的。经过讨论，我们发现事实远不是那么简单。农民的造反，虽然可以说是一种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17年，由于革命刚刚胜利，而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出身的、或与农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他们有着朴素的阶级感情。所以，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那段时期里，对农民起义历史作用的评价，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农民领袖甚至被按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进行了塑造，农民起义被捧上了天。通过讨论，对农民起义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学会了“用两只眼睛看历史”。认识到封建统治阶级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所采取的让步政策，认识到封建统治者除剥削之外，还有组织生产、进行管理的社会作用，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认识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特殊结合形式的生产方式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认识到“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但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农民反对封建地主，但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农民反对封建皇帝，但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把皇权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17]尽管对这些观点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认识本身毕竟大大深化了。 从总体上看，此期的历史理论主要是从现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出发，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进行全面系统的重新认识和解释。而且这种认识和解释比解放前更全面、系统和自觉。 第二，史学理论方面。此期史学理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王朝史体系与人民史体系问题，史论关系，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这些问题实质上都是围绕着历史学的基本属性而展开的，这是在新中国这一全新的环境里，试图进行新史学体系创造的过程中[18]所必然碰到的问题。 在现有理论水平的指导下，对中国历史进行新的认识和解释，在实际中会产生许多新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又促使人们进行新的理论思考和创造，这就推动了史学理论的发展。以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为例，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显然是历史研究中的两个基本观点，但不是全部。历史主义，最根本的要求是把历史放在特定的背景下，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是历史认识的基本出发点，但是并不是历史研究的最高境界和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是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科学地解释历史，从而服务于现实和未来。而且我们并不只是客观地解释历史，还必须创造历史，让历史沿着理想的目标向前发展，这就涉及到了研究历史的方向问题。如果不管历史发展的方向，只是客观地说明历史是如何发生的，那是纯客观主义的作法，是我们要反对的。相反，如果非历史主义地只强调阶级观点和无产阶级的立场，以现实改铸历史，那就不是在研究历史，而是在谈论现实和未来了，那就等于把一桩桩历史事件、一个个历史人物穿上现代衣装现代化之后而粉墨登场了，这种把古人现代化的非历史主义的作法也是我们要反对的。因此，我们要把两者结合起来，只顾一点，如盲人摸象的作法，是片面的。不仅如此，我们还要看到历史学的其它属性和基本要素，比如科学性、艺术性、社会功能、史家的修养等。关于这一点，后面我们要专门进行讨论，此不赘述。 古今关系问题，实际上是在讨论历史学中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无论是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都不能涵概作为历史学基本范畴的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历史与现实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过去的现实就是今天的历史，今天的现实将是明天的历史。研究历史就是要站在今天，也就是现实的立场上研究过去，这要求我们既不能把目光只注意到昨天，又不能把目光只盯在今天，否则就会犯纯客观主义的错误，变成知古不知今的“陆沉之学”，或者把历史现代化，变成知今不知古的“盲瞽之学”。这是一对矛盾，对此我们不能只看到其斗争性的一面，也要看到统一性的一面。如何统一呢？应该在历史学整体认识的全过程中达到这种统一，要用联系的眼光审视历史研究的全过程，把古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既搞清了历史的真相，又不至于迷失现实发展的方向；既尊重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发挥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能动的创造作用。从这个角度上说，无论是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都只能是历史研究中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倾向，不可能是一种治史的广泛原则。因为，只强调前者，就等于说为历史而历史，看不到未来，迷失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抹杀了人在历史创造中的主动作用；只强调后者，又变成了一切为现实服务，就可能导致因现实需要而改铸历史的现象，其结果必然是“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导致非历史主义的错误。建国后，一系列历史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往往采取非此即彼，各执一端的办法，双方互相攻击，结果都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原因就是没有把问题放在历史认识全过程中，用矛盾的观点、普遍联系的观点去分析问题，从而造成简单化和形而上学偏差。 第三，历史学各分支学科、各姊妹学科、各学术研究机构的建立。 历史学各分支学科的建立与完善，包括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开展，世界史研究的开创，史学史学科的兴起，民族史研究的起步，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入等。 考古学、文献学、人类学、甲骨学等历史学的姊妹学科，各学术研究机构如中国史学会、各高校历史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历史研究机构和各级文物部门，各专门期刊如《历史研究》、《历史教学》等，如雨后春笋，相继建立。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全国高校历史教育体制的改革。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首先从事大学教育课程的改革，逐渐扭转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制度，使之成为适合新中国实际需要的，独立自主的教育制度。大学历史系规定中国通史、西洋通史、中国近代史，马列主义名著选读为必修；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史和亚洲史也列入课程作为选修。初步改变了旧中国大学历史教育自由散漫的现象。1952年院系调整，全国各综合大学历史系的教学计划是参考苏联莫斯科大学历史系课程的精神结合中国的实际而修订的。把历史系的课程分成理论修养（如马列主义基础、新民主主义论）、工具的训练（如俄文、历史文选）、基础课程（如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世界通史、世界近代史、亚洲史）、辅助课程（如原始社会史及人类学通论、考古学通论、国际关系史）共四大类，称为基本训练，一律必修。一年以后，在积累了一个学年的经验之后，开始第二次教学计划的修订，新民主主义论改为中国革命史，另加中国古典文学和教育学两门课程。此外，高教部要求综合大学作开设专门化的计划，七个专门化的草案有：中国古代史（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境内汉族以外诸少数民族史；苏联及东欧诸人民民主国家史；美国及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史；亚洲史；国际关系史。每一个专门化课程可分为：中心课程、专门课程、专题讨论；史料整理、历史编纂；语文训练；作业实习四类。成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19]高校历史教育体制的改革，为新中国的史学研究培养了大量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在历史研究的“硬件”和“软件”方面，都具备了相当的基础，为中国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