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伦的道路（20050509）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5:11:01 北大历史系 黄文峰 参加讨论
| 学习希腊历史，不能不了解梭伦。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梭伦言行录》的笔记。 梭伦在公元前六世纪的改革中，在解放平民、接触贵族特权方面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也奠定了他杰出政治家的历史地位。梭伦的一生是光辉的，也是值得探讨的。 《梭伦言行录》一书记录了梭伦的一些言行，他反映了梭伦所具有的多重身份——政治家、诗人和知识分子和与之相对的性格特征。 [一] 身为政治家，梭伦似乎并不善于使用政治手腕。在他执政期间，他已经看出自己的亲戚庇西特拉图的野心，并且尽知己的努力抑制这种野心，但他的努力方式却并不似一位政治家。 “有一次他收执长矛和盾牌冲进公民大会，警告人民要提防庇西特拉图的图谋；不仅如此，而且还说了下面的几句话以表示准备帮助人民：‘雅典人，我比你们中的一部分人聪明，又比你们中的一部分人勇敢——比那些没有识破庇西特拉图诡计的人聪明，比那些虽然识破了诡计，但由于胆怯而保持缄默的人勇敢。” 的确，梭伦是聪明的，也是勇敢的。但是，作为政治家，这是远远不够的。而在这一方面，庇西特拉图则比他厉害——在梭伦说完这些话之后，他通过自己的追随者组成的议事会宣布：梭伦得了疯病。 对此，梭伦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他对人民说：无需多久，到事实明摆在大家面前的时候，人民就会看清，我是不是有疯病。这些话无疑是诚恳的，但并不能说服人民，庇西特拉图最终掌握了政权。梭伦的努力到此为止：他把自己的一副武器放到将军公署的门前，说道：“啊，祖国，我已经用行动帮助过你了。”就这样，政治家梭伦带着无奈扬帆远航到埃及去了。 [二] 梭伦早年，一面经商，一面游历，曾到过希腊和小亚细亚的许多地方，漫游各地考察社会制度、风土人情。这一经历，使梭伦身上具备了一种浪漫气质。后来成为雅典第一诗人，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诗人。 身为诗人，梭伦善于用诗来表达知己的政治观点。梭伦言行录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雅典人和墨拉加人争夺梭伦的故乡（萨拉密斯），雅典人在战争中屡遭失败，于是雅典人作处决议：再有人提起要发动争夺萨拉密斯的战争，他便要被处以死刑。梭伦假装得了疯病，头戴花冠奔进市场，在这里他叫传令官将他的关于萨拉密斯的诗读给雅典人听，激起他们的岔怒情绪。下面便是几句最使雅典人激动的诗句： 有时候我宁愿自己是一个福列冈得洛斯人或西基诺斯人， 我宁愿改换一个祖国，不做一个雅典人。 因为在人们之间马上就要出现这样一句话： “他就是放弃了萨拉密斯的雅典人中的一个。” 他还曾用诗句预言庇西特拉图的僭主统治： 从云端里降下暴风雪和巨大的冰雹； 紧跟着耀眼的闪电将出现震耳的霹雳。 于是民主的城邦在强者的暴力下覆亡； 无知的人民沦为了独裁者的奴仆。 之所以说梭伦是一个诗人，不仅由于他留下了大量的诗篇，还在于，他的政治里透满了诗人的气息。 他曾经制定了很多好的法令，然而当人们问他为什么不制定出惩办杀父者的法律时，他说：“因为不能预见会发生这种事情”。对于人类如何才能最大限度的减少犯罪这个问题他答到：“如果非受害者能和受害者本人同样感到痛苦的话。”他曾禁止特斯皮斯演悲剧，因为虚构的事是有害的。 从梭伦的改革措施中，我们看到了理性的一面，然而从上述的表现来看，他的政治生活也有感性的一面。这是“诗人政治家”的特征。 梭伦言行录中记录了他给先知欧皮门尼德斯的一封信，其中有一段：“我的法律看来没有给雅典人带来多少好处，你也没有能以净化给城邦造福。因为宗教和法律本身是不能造福城邦的，只有那些能够凭借自己的意志领导群众的人物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如果有好的领导，宗教和法律是有益的。没有好的领导，他们就完全无济于事。”梭伦凭借他的智慧、正义和勇敢给希腊人带来了幸福，这是无用质疑的。梭伦对他的改革是留恋的，他始终认为只有杰出人物才能真正带给人民幸福，法律在他看来，只是杰出人物用来造福人民的工具。这是一个带有一定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观点，这是由他诗人的特质决定的。他并不知道，在以后的历史中，正是他所制定的法律，给希腊人带来了幸福，指引着雅典民主政治走向高峰。 [三] 梭伦是个知识分子型的政治家，他对社会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对城邦民主无限忠诚，这一点，他用了一生来证明。 前面曾经说到，在梭伦执政期间，他已经发现了庇西特拉图做僭主的野心，他以自己的方式，尽自己的努力去抑制这种野心；后来，他又“作为庇西特拉图的唯一敌人而出走。”再离任远游后的几十年中，他从未再回到雅典政坛，从未放弃对民主政治的信仰，也从未停止对庇西特拉图的批评。 当他得悉庇西特拉图已经做了僭主时，他给雅典人写了以下几行诗： 如果你们由于自身的怯弱陷入了悲痛， 千万不要把这种厄运的原因归之于神明， 是你们自己满足了这些人的要求，让他们增强了力量。 也正是这个原因使你们尝到了奴隶的苦味。 不过，如果用更为理性的眼光来看的话，鼻息特务拉土的僭主统治还是有进步意义的。亚里斯多德曾这样评述：“鼻息特务拉土处理国政是温和的，而且是宪法形式的，他没事仁慈温厚，对待犯法的人尤其宽大。在他统治期间，从不与大众为难，总是致力和平，保持安靖；所以人们常说鼻息特务拉土的僭主统治有如黄金时代。” 庇西特拉图时期，说论的方针基本得到执行。庇西特拉图也曾在信中对梭伦说：“我并不责怪你曾经揭发过我的意图，因为那时对我的揭发与其说是对我的敌意，到不如说是对城邦的好心；其次也由于你那时还不知道我将建立起什么样的统治，如果知道的话，你或许会乐于安居下来而不至于流亡国外了。” 梭伦的回答是：“我说你是僭主中最好的一个，不过我觉得，回到雅典对于我是没有好处的。我曾经给雅典人以政治上的平等，并且，在我有可能做僭主的时候我拒绝了这样做。因此，如果现在我回来并且赞成你所做的一切，那么我怎能逃避人们的谴责呢？” 认定了真理便不会再动摇，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性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