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你所说的，我的研究“眼界宏阔，高瞻远瞩，大气磅礴”，实在不敢当，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如果一定要说，我就妄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第一，研究秦汉至隋唐这一阶段的历史，首先要与时俱进。我所说的与时俱进，不是随着现实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而是随着历史时代的前进而前进。我们知道，研究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与隋唐史，已经有若干代人努力过，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局限，他们都不可能发现许多新问题。时至今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考古学的新发现，为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手段与丰富的史料。如果今天的史学研究者不充分利用这些新手段与新史料，就无法超越前人，也无法创造符合时代要求的历史学。具体地说，研究先秦史，必须精通甲骨文与金文；研究战国秦汉史，必须深入研究简牍与帛书；研究魏晋南北朝史，除了需要研究有限的简牍之外，还需要研究碑铭、石刻、墓志和敦煌、吐鲁蕃文书，更需要从各种类书、丛书中辑佚史料；研究隋唐史，更应当重视地下出土文书的研究和敦煌学的研究，还需要对现存唐代史料做集中、排比与梳理的工作；正如对宋代以后的历史研究要重视地方志、官府档案、私人文集和各种民间契约、谱牒等的收集与研究一样。只有这样，才能体现该时代的研究特色，达到该时代本应达到的研究水平。因此，我以为要把“与时俱进”的思想运用到史学研究领域，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如此，史料学的研究也应当如此。
第二，研究史学不要忘记对典章制度、思想体系和文化形式发展规律的探讨，研究秦汉至隋唐的历史自然也不例外。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克服许多无关宏旨的烦琐考证，也有利于把握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线。
第三，要做到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巧妙结合，也就是鸟瞰式研究与潜入性研究的结合。所谓宏观研究，并不是指长篇大论的空谈和理论说教，而是指从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和比较长的时间来把握历史进程的研究。所谓微观研究，是指为了证明宏观研究而进行的对诸多细小问题的论证与论述，它是服务于宏观研究的。好比一个游泳者，把头伸出水面看外界状况，就是宏观研究；把头埋入水中观察水底状况就是微观研究。有了前者，游泳者就不会在水中迷失前进方向；有了后者，就能进入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许多具体问题的观察。要作好这种结合，是要做出许多艰苦劳动的，决非一蹴而成。因而，持之以恒和十年磨一剑的精神不可缺少。
至于秦汉至隋唐历史的未来发展趋势，决不是我这个坐井观天的“井底之蛙”所能企及的。我想过去研究的薄弱环节，也许今后会得到加强：深化对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应当受到更大的关注；秦汉魏晋南北朝简牍的研究，将会受到更多的重视；隋唐出土文书与敦煌学的研究，可能会引起更多的人注目；各种史料整理工作（如魏晋南北朝的史书辑佚、魏晋隋唐的墓志整理与笺证、对隋唐史料的各种汇注笺释等）有可能得到加强。文化史与社会史的研究可能会受到更多重视。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一些为史学研究服务的学科如甲骨学、简牍学、方志学、民俗学、版本学、目录学、经学、文献学、年代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可能进一步受到重视；一些专门史如手工业史、商业史、货币史、城市史、生产工具史等等，也可能进一步专门化。此外，我以为高质量的史学通俗读物，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也许会受到史学界的更多提倡。在理论方面，充实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也不可缺少。研究中国历史要与世界历史相结合，也不可忽视。
问：高先生，您和我的老师漆侠先生都可以说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您是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近几十年来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影响的？您对目前学术界轻视、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有何评论？
答：漆侠先生是我崇敬的著名史学家之一，我与他的年纪虽然差不多，性格也有很多相近之处，我们私交也不错，我们的一些看法也多不约而同之处，但我不能与他相比。
应当说，新中国建立后史学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和不少史学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来研究历史分不开的。尽管这个过程中出现过“以论代史”、空话连篇、贴标签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但能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史学家还是主流，因而史学家分别在史学研究新领域的开拓、多民族历史的发掘、史料内涵的阐发、历史发展规律的探讨、社会形态与所有制形态的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因此，史学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是必要的，关键在于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而不是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在前面已经涉及到了，现在再简单补充这么几句。近些年来，由于在纠正过去一些不正确做法的同时，往往矫枉过正，有的甚至叫喊什么“马克思主义过时了”。试问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切事物都是运动、变化、发展的理论过时了吗？你能找出一种永远不运动、变化发展的事物来吗？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理论过时了吗？当社会生产的发展水平出现剩余产品时，社会产生阶级、阶级剥削，就会导致国家的形成与阶级斗争的产生，所有这些理论都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既然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事物都是运动变化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包括在内。因此，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与时俱进”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反映。我们要坚持用“与时俱进”态度来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应当是轻视与抛弃马克思主义。一些年轻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还没有深入研究过，一开口就说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应当抛弃之，这是缺乏科学态度的表现。
问：您是史学界前辈，深受青年学者的尊崇，请您谈谈对青年史学工作者的期望。
答：青年，是国家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后继者，青年史学工作者同样是我国史学研究事业的希望所在。他们精力充沛，没有包袱，思想开阔，眼光敏锐，又逢今天这个伟大时代，可以任意飞翔，必能达到前人所不能达到的研究水平，创造史学研究的黄金时代。
但是，作为青年史学工作者，也有他们的不足之处。首先，由于他们年轻，自然缺乏研究的实践经验；其次，由于年轻，从事史学研究的时间不长，以致没有机会去读大量的书，史料掌握有限；其三，也是由于年轻，未能更多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甚至连马恩的一些经典著作也未读过，理论修养尚不深厚。但是，这些不足，都是由于年轻引起的，不应当过分责难青年史学工作者本人。实际上，这些不足是很容易克服的。我想只要能注意下面几点就能得到弥补：第一，谦虚谨慎。只要时时有谦虚之心，就不会妄自尊大，自以为比别人都高明，就不会在写文章时明明是引述别人的结论，却不注明出处，俨然成了他们自己的见解。第二，要摆正自己的位置，特别是在国家级研究机构中和知名学府工作的青年史学工作者需要如此。因为在这些单位工作的青年人，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有一种优越感，自认为高人一等。有这种看法想法的人，都是由于把自己的位置摆错了，因此，摆正自己的位置十分重要。第三，不要急于求成。由于想马上得到一些虚名，就急于发表文章和出版著作，于是就有了剽窃他人成果等现象。还有些青年人，既想当教授、博导和院士，又想当官，还想经商发财，什么好事他都想获得。要知道，一个人的智力、精力总是有限的，既要鱼又要熊掌，到头来可能什么都落空。这种欲望无穷的现象，也与他们的私心太重和急于求成密切相关。急于求成这种作风同史学研究是格格不入的。史学研究，同其他学科研究有很大的差别。有特别年轻的数学家和作家，却不见特别年轻的史学家。因为史学研究是一个史料不断积累的过程，要作好史料的积累工作，就需要有较长的时间去读书，即使是天才，也不可能一朝一夕有所成就。另外，研究者还需要有较多的社会阅历，没有较多的社会阅历，就无法理解古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也就很难真正读懂史书。史学研究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的特点，决不是可以轻易成功的。如果能切实地做到上述几点，而且孜孜不倦，持之以恒，我们的青年史学工作者肯定会取得前人所不能取得的巨大成就。我的这些看法和观点，有些自以为是的青年史学工作者是不会高兴的，因为我坦率地指出了他们的不足和弱点。但是，良药虽是苦口的，却有利于医治痼疾，只有不讳疾忌医者，才能成为超越前贤的成功者。
高敏，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1927年生于今湖南桃江县，1958年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长期任教于郑州大学，曾任历史系副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为河南省第一位历史学科的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秦汉史学会会长和理事、顾问，以及河南省历史学会会长、名誉会长等。著作等身，对简牍与简牍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有深厚的造诣，已出版有《云梦秦简初探》及其增订本（台湾以《睡虎地秦简初探》再版）、《秦汉史论集》、《秦汉史探讨》（台湾以《秦汉史论稿》再版）、《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简牍研究入门》、《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魏晋南北朝经济史》、《南北史掇琐》等专著，已发表论文近200篇，尚有《翘楚斋札记》等数部书稿行将付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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