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人对历史进步的信仰到历史出现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问题，进而招致人们对历史的怀疑和批判，这正是与现代化的历程紧紧伴随的。而现代化就是历史进步的体现或证明，当人的主体意识和理性原则从神及其人间权威那里摆脱出来，开始书写自己的历史而不再是神创的历史时，现代化的大幕就被徐徐拉开了。这样，现代西方人对自身的历史的态度与其宗教信仰，也就呈现出一种反向的关系。美国的三位历史学家这样写道：从15世纪到18世纪，基督教的历史图式逐步丧失了可靠性，以往确信人事皆有上帝旨意在其中的想法抵挡不住日益增强的疑惑和启蒙运动鼓吹者的抨击。17、18世纪的欧洲人开始有了现代所谓的历史意识，宗教性历史于是让位给俗世的、直线式的历史的叙述方式。“人类参与时间所追求的目标不再是来世永生，而换成在今生中追求进步。历史的走向也不再定义为人类背离上帝之堕落，而是朝向现代推进。”[2]（P46）人的历史取代神的历史向现代推进意味着什么呢？不少西方学者认为，意味着工具理性主宰即人人都要成为强者并相互争斗。这样，人们就必定跌入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深渊。英国著名作家保罗·约翰逊这样写道：在西方先进的民族中间，宗教动力的衰弱和最终的瘫痪留下了巨大的真空，现代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填充这一真空的过程，尼采认识到，最具可能的填充物是他所谓的人类的权力意志。世俗思想要取代宗教信仰。权力意志将产生一种不必为任何宗教所批准的新的弥赛亚（即救世主--引者注），这种弥赛亚控制人类的欲望是难以满足的，因为它把绝对的也变成了相对的。他进而指出，导致20世纪灾难性失败和悲剧的潜在罪恶--道德相对主义的兴起、个人责任的衰退、对犹太--基督教价值观念的抛弃，还有人类自负的信念：人类具有无需外助的能力独立解开宇宙之谜--仍然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社会。人类能清除或者至少减少这些罪恶吗？这一点恰是21世纪能否成为人类希望的时代的关键所在[7]。
本来，人从神的怀抱中走出来而进入自己的历史，这犹如少年从父母的庇护下走向社会，开始自力更生、独立自主，这是他成人的标志。如康德所言人一旦敢于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就能够成为主体，为自然立法，为自身行为立法，不断地趋向进步即自己潜能的实现，最终达到理想的自由王国。但为何却事与愿违，人类的历史愈是现代化，愈是灾难频仍、支离破碎？反而丧失了人在神的时代的确定与安全（哪怕只是心灵上的）？事实上，这里的确存在着危险，这一危险不仅表现为宗教作为人的精神庇护所的坍塌，更表现为人取代上帝而变得不再有限制和规定，由此他也丧失了为自身立法的绝对价值尺度，法成了诸恶的妥协，人无从生活在一个让他感到亲切或者敬畏的完整的意义世界中了。
对于这一危险的认识和解决，尼采成了西方几乎公认的关键人物。然而，对于现代历史进步说极表嘲笑的尼采，与其说把西方人带出了那危险，不如说让人们和他一道进入到那危险之中。对此，美国哲学家威廉·巴雷特给出了这样的论述，他说，宗教的衰微是西方现代历史的中心事实，它的影响直达欧洲人的心理和精神的最深处。过去的欧洲人一直生活在宗教给他们的精神的家园中。但是后来，人的生存的整个条件和境遇开始变化。科学、新教和资本主义共同打开了中世纪进入现代世界的大门，科学使大自然那幅神秘而象征性的图像在其成功的理性解释面前消失，资本主义把整个世界开发成供合理计划的企事业进行活动的场所，新教虽然把宗教意识提高到个人的诚挚、内省以及奋发的灵性这样一个更高的层次，但在世俗方面它对于宗教仪式和教条的否定与科学和资本主义却是一致的，“随着现代世界继续前进，它的每一个生活领域都变得越来越世俗化，信仰因之而变得日益衰减”[8]（P24-25）；欧洲人在心灵上与上帝的那种面对面的关系也就越发纯观念化--虚无化了。一切都从效率出发的资本主义不仅据此对人进行合理化组织，而且割断了人与大地的联系。人“终于感到即使是处在他自己的人类社会中，他也是个外人。他被三重异化了：对于上帝，对于自然，对于满足他的种种物质需要的巨大社会机器，他都是一个不相干的外人。但是最坏的也是最后的异化形式是人的自我异化。”[8]（P34-35）这样，在一个科学技术越来越进步，人越来越能够随心所欲的世界上，人反而无家可归、无所适从，成为茫茫大地上的一个流浪者。人们能否凭自己重建意义世界？尼采对此给予了肯定的答复，这就是人要成为强者或超人。尼采要借此除掉那些虚幻的安慰人的宗教信仰。但他的强力所带来的只能是人对自己意志力的无限推崇，并且只能导致人类内部的强力意志的竞赛。人以这种要战胜一切的强力来规定自己，这既基于竞争的欲望而又服务于这欲望，终于走不出欲望的满足和空虚无聊。“把强力当作更大强力来追求不可避免要跌进权力本身以外的虚空里。强力意志产生了虚无主义的问题。”[8]（P200）
意识到上帝死了因而虚无主义降临的尼采是否开错了药方？人的心灵和精神的问题如何凭感性凭权力意志的增强来解决？即使他对后宗教时代欧洲人历史的预言是准确的，我们作为中国人也会有所不解，现代人为什么不能成为善人、义人？但且不说我们自己写满“仁义道德”的历史让鲁迅看到的却是“吃人”，人如果一味地“善”下去他就根本走不出宗教的领地，而只能是这领地上的一群羊。尼采不仅极其反感基督教的奴化道德，他也极其反感“人性太人性”的庸俗。而要摆脱奴化道德与庸俗，人就要敢于成为他自己并不断地超越自己，为此就要有意志的持续的提升。尼采作为西方现代历史的有力批判者，对历史不感兴趣，因为历史意味着过去和传统，意味着消失了的上帝；他对现代的“进步”观念也嗤之以鼻，因为至高无上的价值恰恰在现代遭到废黜。正视现代世界的价值虚无才能有人的生命力的不断生成、提高，才能战胜、超越这虚无。尼采强力意志的哲学进一步强化了现代人的自我中心，而由于支持这自我中心的不再是普遍的理性而成为个体的生命意志，这就势必加剧人与人、民族与民族的竞争。竞争以求发展诚然是西方人的现代观念，但它也早已成为所有那些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观念，他们希图靠这一观念来摆脱内外的压迫并争取独立与自主。原来世界靠两强对峙暂时维持了和平局面，现今世界由一强主导弱小民族更只能俯首听命，不普遍地发展和强大起来就没有新的平衡。于是，掌握自己命运的努力（而掌握自己的命运又总是涉及周边世界，涉及他者）更加强化了全世界各民族的意志的竞赛。现代性的世界历史在原则上的确已经“终结”，它的最好的结局也许是福山们极力称道的全球性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但是如果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并不能结束“诸神之争”，联合国这样的民族国家的联合体并不能有效地实现天下人对天下平等的共同的治理，无法建立可以共享的意义世界，那么，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流行就不可能结束。这确实是人类在当代面临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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