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和陈垣是新历史考证学的两位巨擘。王国维主要采用清代考证学（主要是考经）中文字音韵训诂学的治学路数来治史。他考史的方法是二重证据法，“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相互“补正”的途径，是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梁启超说：“小学本经学附庸，音韵学又小学附庸，但清儒向这方面用力最勤，久已‘蔚为大国’了。”（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29页。）清代学者把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纯熟运用于考证之中，王国维对此深得要领，但又大加发展，用以考释新旧材料，“古史新证”。他认为：“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知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然后阙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则庶乎其近之矣。”（注：王国维：《毛公鼎考释序》，《观堂集林》卷，第6，17页，《王国维遗书》第1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许冠三指出：“王学的最大建树在古史研究，古史研究的出发点在古文字学，立足点在小学。亦即由小学以通史，正如乾嘉诸老之由小学以通经。”（注：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04页。）陈垣则直接师承清代历史考证学家的方法和精神，全祖望、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王鸣盛等清代考史大家向为陈垣所推重。无论是他“竭泽而渔”地搜集材料、列举类例和归纳演绎的研究方法（注：参见牛润珍：《陈垣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247-260页。），还是寓通史以致用、表彰民族气节于考证之中的深刻用意，均深得清代历史考证学的精髓。可见，他们的治学都以清代考证学为出发点，只是所承继的重点有所不同。
晚清以后，社会的剧变导致了学术风气的转移，最主要的是今文经学的复兴取代了古文经学的一统地位。历史考证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旨趣上也发生了相应转变。王国维说：“道咸以降，涂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注：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卷，第23，36页，《王国维遗书》第4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考证的方法仍在继续延用，而考证的宗旨则转变为以“经世”为要务，民族史、边疆史地等成为历史考证新的主要的研究领域。梁启超在讲到清朝末年的学术变化时认为：“清朝正统学派--即考证学，当然也继续工作。但普通经学史学的考证，多已被前人做尽，因此他们要剑走偏锋，为局部的研究。其时最流行的有几种学问：一、金石学；二、元史及西北地理学；三、诸子学。”（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22页。）晚清以来考证学的变化表明，历史考证仍然是学人治学的主要方法，考证之学也绝非就意味着脱离现实，相反，晚清史家究心于边疆史地、辽金元史诸领域的考证研究，都与现实有着密切关系。清代考证学的发展和变化，为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的出现，在方法和旨趣上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二、新历史考证学形成的原因
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之所以能够从传统考证学中脱胎而来，基本前提是走出经学的羁绊，区别出经学考证与历史考证间的异同，在力图摆脱经学束缚的基础上认清传统考证学的价值。钱穆指出：“晚清康廖诸人之尊经，其意惟在于疑经，在发经之伪，在臆想于时代之所需要而强经以从我。盖经学之至于是已坠地而且尽。”（注：钱穆：《经学与史学》，杜维运、黄进兴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第1册，华世出版社，1976年，第136页。）晚清时候，经学自身的发展已呈穷途之势，而史学却更加受到重视。诸如王国维、梁启超等人，已将研究的主要精力转入史学。梁启超“由经师弟子转变而为新史学家。”（注：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22页。）王国维“对于学术界最大的功绩，便是经书不当作经书（圣道）看而当作史料看，圣贤不当作圣贤（超人）看而当作凡人看。”（注：顾颉刚：《悼王静安先生》，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132页。）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狂飙扫荡，经学走向终结。五四时期史家对于如何看待与处理经学的材料和研究方法极为重视，综其所论，有两点非常突出：
其一，视经学的材料为史学的材料，视经学为史学，扩大了史学的研究范围。1921年，吕思勉在《论经学今古文之别》一文中说：“吾辈今日之目的，则在藉经以考见古代之事实而已。夫如是，即‘发生今文与古文孰为可信’之问题。予谓皆可信也，皆不可信也。皆可信者，以托古改制之人，亦必有往昔之事实，以为蓝本，不能凭空臆造；皆不可信者，以其皆为改制之人所托，而非复古代之信史也。”（注：李永圻编：《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书店，1992年，第106页。）这段议论颇有代表性。吕思勉已不再纠缠于今文、古文的孰是孰非，而是涵盖了今古文双方“皆可信皆不可信”，其立意在于史学，即“藉经以考见古代之事实。”顾颉刚回顾二十年代的经史关系时，也有同样的观点：“窃意董仲舒时代之治经，为开创经学，我辈生于今日，其任务则为结束经学。故至我辈之后，经学自变而为史学。惟如何必使经学消灭，如何必使经学之材料转变为史学之材料，则其中必有一段工作，在此工作中我辈之责任实重。”（注：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卷5，转引自顾潮、顾洪著《顾颉刚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0、11页。）其二，仍然看重经学考证的方法，强调用治经的方法治史。梁启超、顾颉刚、吕思勉等史家都极言应“有意识地”以治经之法治史，如柳诒徵列举三礼、古音、六书、舆地、金石等“一一如其法以治之”，应当是后人努力的方向。（注：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学衡》64期（1928年7月），第51页。）
不过，如果仅仅是将治经的方法移植过来，并不足以形成传统考证学向新历史考证学的转型，梁启超讲得十分清楚：“凡此皆以经学考证之法，移以治史，只能谓之考证学，殆不可谓之史学。”（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4-45页。）金毓黻同样认为：“考证之学，本不能独立成一学科，而吾国之治经，即等于研史，不惟治经当用考证学，即就史学而论，亦无不用考证学，为其治史之方法也。”历史考证，本为史学研究的常见方法。但是，“果其所用之方法，日有进步，则旧书可变为新，否则不惟不进步，而日呈衰颓之象，则新者亦变为旧矣。是故研究之对象，不论其为新为旧，而其研治之方法，则不可拘守故常，而应日求其进步，其所谓新，亦在是矣。”（注：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97页。）史学走出经学羁绊的更深刻的意义，是史学得以摆脱经学思想和义例的长期束缚，有可能将追求历史真实真正作为观念和方法上的学科目标。黄进兴指出：“传统经典已不复是最后诉求的权威，史料与事实的关联方构成新史学关怀的焦点。”（注：黄进兴：《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6期（1993年），第276页。）中国史学一直有着强调实录的“求真”精神，但这是囿于传统史学范畴之内的。现代意义上的史学“求真”，始于儒家经典神圣光环的被打破，以及对学术“独立”的追求和对学术研究自身的“尊重”。梁启超说学者应该“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学问的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86页。）他以“求真”、“求博”、“求通”为标准来衡量治学，其中又以“求真”为首位。（注：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113-114页。）顾颉刚则认为，学问“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注：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5页。）传统的历史考证学是以实事求是和无徵不信为基本准则的，这与五四前后要求为学术而学术、视学术为目的而把“求真”作为首要目标的治学宗旨基本相符合。不同的是，旧的考证学在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方面，在观念上和认识上均有诸多的束缚和局限，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可能摆脱这些束缚和提高认识程度，这是新历史考证学的“新”之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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