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备了在沟通中西的基础上的“科学方法”的提倡，明确了在研究目的上应“揭发历史真相”，还有对史料的科学系统的认识和新发现的史料的支持，所以梁启超提出：“我们现在做这种工作，眼光又和先辈不同，所凭藉的资料也比先辈们为多，我们应该开出一派‘新考证学’。”（注：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113页。）
值得一提的是，五四时期开始出现的新的史学建制所逐步形成的现代史学规模对史学人才的培养，促成了新的史学考证人才辈出的局面。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清华学校等院校纷纷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如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清华国学研究院，目的是“研究中国高深之经史哲学。其研究之法，可以利用科学方法，并参加中国考据之法。”（注：清华大学校长曹云详于1925年致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学词，载《清华周刊》350期，见齐家莹《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9页。）这些专门的研究机构，虽称“国学”，实以史学研究为最主要内容，由教授专门指定和指导学生的研究范围和论题，学生的毕业论文以历史考证方面为最多。以清华国学研究院为例，第一届学生的毕业论文题目涉及历史考证学的主要有：王庸《陆象山学术》、《四海通考》，吴其昌《宋代天文地理金石算学》、《朱子著述考》，杜钢百《周秦经学考》，汪吟龙《文中子考信录》，姚名达《邵念鲁年谱》，何士骥《部曲考》，余永梁《殷虚文字考》、《金文地名考》，徐中舒《殷周民族考》、《徐奄淮夷群舒考》等。（注：见苏云峰：《清华国学研究院述略》，《清华汉学研究》2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04-305页。）史坛新人既有着从小打下的传统学术的坚实基础，又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在观念上较少束缚，在思想上锐意进取，新历史考证学后劲丰实，产生了一大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要之，新历史考证学既得益于传统考证学所打下的坚实基础，又受到了五四时期特定的时代条件和学术环境的深刻影响。对西方学理的借鉴，对史学“求真”的重视，对“科学”的历史学的追求，都成为历史考证学的内涵，也是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形成的主要原因，而新历史考证学的形成与迅速发展，则成为中国史学转型过程中史学科学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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