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内藤湖南和罗振玉相比，狩野直喜和王国维是比较单纯的学者型人物，两人交谊颇深，而且对待学术的看法有许多相同之处，他们都取用敦煌的资料来研究相关的问题，但又都不局限在敦煌学的范围里。他们在学术上互相帮助，互相启发，互有促进，不仅在敦煌学史上是开山之人，而且在其他许多领域里，也都是开风气的人。
王国维对日本学术，特别是京都的中国学发展给予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在王国维自杀后，京都学人的纪念活动和纪念文章中感到这种影响。（注：这些文章集中收在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中。）即使是狩野直喜的学生辈，仍然感受到这种影响力的存在。仓石武四郎氏曾说：“我去了京都以后，却能强烈地感受到王国维先生和罗振玉先生的影响。还有敦煌的出土文物，这在东京虽然也有一些，但还没有达到造成一定影响的程度。”（注：《学问の思い出：仓石博士を围んで》，《东方学》第40辑，1970年；广中智之、刘琼汉译文，载荣新江、朱玉麒编《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北京： 中华书局，2002年。）日本学术界曾大力收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比如他研究词曲的抄校 本二十多种，即经罗振玉家和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手，归东京东洋文库收藏；（注：李 庆《在日本新发现的王国维词曲研究资料》，《学术集林》卷16，上海：远东出版社，1 999年，第16-20页。）他的一些古籍校本，以及他本人的《观堂集林》初版的校订本，现 在则收藏在京都大谷大学图书馆。（注：本次研讨会后，承蒙大谷大学图书馆馆长沙加户 弘先生等的安排，我们得以拜观这些珍贵资料，谨此致谢。）
狩野直喜和王国维之间以敦煌作缘而进行的学术交往，可以作为我们今天中日两国敦煌学界交往的楷模。温故知新，不由得我想起一件事，值得借此机会谈一谈。从八十年代初以来，中国敦煌学界盛传京都大学藤枝晃教授曾经在天津南开大学演讲时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京都。”这引起中国许多先生的不满，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日两国敦煌学界的交往。事实上，据我询问当时参加演讲会的几位中国学者，都说这是南开大学某位先生介绍藤枝先生时的话。但不论这句话是否是藤枝先生所讲，在八十年代初，说这样的话是没有大错的。（注：这段话的意思，我曾在纪念藤枝先生的文章中写过，但该文《藤枝晃教授与敦煌学研究》在《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1999年）发表时，因为有些先生的反对而删除。该文的全文收入笔者的《敦煌学新论》，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到了今天，相信不会有哪位日本学者再讲这样的话。去年时值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笔者受日本东方学会邀请，参加在东京召开的第45届国际东方学者会议敦煌吐鲁番专题组，发表有关敦煌藏经洞的论文，似乎已经说明日本东方学界对二十年来中国敦煌学所取得成绩的看法。笔者愿意借此机会，呼吁中日两国的敦煌学者，抛弃宿怨，回首九十年前北京、京都、上海间的学术交往，继承王国维和狩野直喜留给我们的文化交流遗产，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共同开拓敦煌学的新领域，迈向敦煌学的新境界。特此说明。
作者附记：为行文方便，本文所有敬语从略。
【参考文献】
1狩野直喜《支那学文薮》，京都弘文堂，1926年。
2吉川幸次郎《狩野君山先生と支那の学人》，《吉川幸次全集》第17卷，东京筑摩书房，1971年，第243-245页。
3神田喜一郎《狩野先生と敦煌古书》，《敦煌学五十年》，东京二玄社，1960年，第103-120页。
4狩野直祯《狩野直喜》，江上波夫编《东洋学の系谱》，东京大修馆，1992年，第97-107页。
5王国维《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6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7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
8刘寅生、袁英光《王国维年谱长编（1877-1927）》，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9袁英光《王国维评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10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11吴泽主编《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一、二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1987年。
12孙敦恒、钱竞编《纪念王国维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论文集》，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13陆庆夫等《中外著名敦煌学家评传》，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
14袁英光《王国维与敦煌学》，《中华文史论丛》1998年第1辑，第245-268页。
15张弓《王国维与敦煌典籍研究》，郝春文主编《敦煌文献论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69-377页。
16严绍《日本中国学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17桑兵《国学与汉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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