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道之际,复兴的经世思潮和剧烈的社会变动联系在一起,从而在更为广泛、深刻的层面上反映时代和社会的呼声。由于取仕制度日趋腐败,使许多士人不能尽施才华。龚自珍的仕途颇为坎坷,“中礼部试三不及格,不人翰林;考军机处不人直”。④科考的一再失利激发了龚自珍的社会批判精神。龚自珍认为吏治腐败与压抑人才有直接关系用人过分强调资格等到成为一品重臣时,“其齿发固已老矣精神固已惫矣”。⑤这种人才选拔制度,加剧了那些怀抱“补天”、“救世”精神的士人对科举制度的不满。他们谴责科举制度“专以文辞取士乃驱天下尽纳于利禄之途”,甚至公开指斥“翰林之无用,同于他途而不得力甚于他途者,以其不明理,不识世务”。⑦身为清廷大吏的林则徐也在《制义丛话后序》中,鲜明地批评科举制度:“学者不察,徒以戈取科名;而于制义之盛衰正变,茫昧而莫识其由来。”⑧林则徐反对以制义指明清两代的八股文作为猎取功名的工具,指出必须正嘉道之际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确对待制义的“盛衰正变”,利弊得失。取仕制度的不合理,促使一些士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封建士子学用脱节的通病倡导实政、实用之学关心时务潜心研究漕运、海运、盐法等实际学问。
龚自珍、魏源等人的学术实践都深受经世思想的影响。正是在经世思想的引导下,龚自珍将目光投向边疆史地研究,致力于“天地东西南北之学”,在西北史地研究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魏源愤恨“士大夫不讨掌故,道听途说,其究至诒误于家国”⑧他对当时的财赋、水利、漕运等重要问题都进行了较深的研究。道光五年,魏源写了《筹漕篇上》从事理上论证了变革的可行性。道光七年,他又写了《筹漕篇下》、《海运全案序》等,总结经验进一步鼓动改革。在他编辑的《经世文编》120卷中,专甄录有关经世致治的内容,以供时人参考。魏源史地研究的巨大成就更是与强烈的经世意识分不开。他在《海国图志》叙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是书何以作?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⑨
陆宝千总结嘉道史学时指出,“迨嘉庆以还,政事如河如漕,如盐以及吏治、财赋、戎政无不积弊丛生。而白莲教痈溃于腹地,张格尔变乱于西北,英吉利凭陵于东南。士大夫懔于商羊石燕之警,惧有梁倾压侨之祸。于是自陇亩而至庙堂相与讨论朝章国故,古今利病边陲离合,绝域政教而史学兴焉,而经世之音振焉。喁于相望,遂于明末遗老相桴鼓矣。故吾人于嘉道史学得以数语结之曰:其起因为汉学之途穷思变。其助缘为内忧外患之所激。其精神,则明末遗老经世之心之复苏也”⑩从中可以明显看出边疆史地研究是对经世精神的时代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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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8页。
②《思与言》,1976年第14卷第6期。
③《浙东学术》,《文史通义》卷5,道光十三年《章氏遗书》本。
④龚自珍:《干禄新书自叙》,《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37—238页。
⑤龚自珍:《明良论三》,《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3页。
⑥陈寿祺:《科举论》《左海文集》卷3,清刻本。
⑦汪士铎:《汪悔翁乙丙日记》卷3,1936年铅印本。
⑧梁章钜:《制义丛话》,咸丰九年重刊本。
⑨魏源《武事余记兵制兵饷》,《圣武记》卷11,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87页。
⑩魏源《海国图志原叙》,同治六年郴林陈氏100卷本。
(11)陆宝千:《清代思想史》广文书局1978年版第321页。
第二,清前期边疆史地研究方面的学术积累,为嘉道之际的边疆史地研究形成思潮打下了良好基础。首先清初涌现的有关边疆史地著述,为边疆史地研究的振兴创造了前提条件和初步的资料来源。清初为了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统治者必须了解边疆的历史、地理、民族、风俗等以便服务于边疆地区的施政决策。康熙年间清政府派外国传教士白晋、雷孝思和中国测绘人员采用近代测绘方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测绘工作,并在此基础上绘成《皇舆全览图》。乾隆中期朝廷又先后两次派人到天山南北进行测绘,并且“命何国宗专办西域舆图事务”。①这些舆图和资料后来补人《大清一统志》。清政府还编修历次战争《方略》陆续修成《皇舆西域图志》、《西域同文志》、《钦定蒙古回部王公功绩表传》等大型志书。清前期边疆史地官私记载巳形成了一定的基础。一些随军征战、巡视边防的大臣或因罪戍边的官员后人以游记、笔记、诗歌的形式叙述其所闻见的边疆地理和风土人情。康熙帝御驾亲征噶尔丹时高士奇作为文学侍从随行,撰写了《扈从纪程》该书对蒙古高原及西北一些地区的地理情况描述颇多。康熙五十一年,清政府派内阁侍读图理琛前往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探望我国西北卫拉特蒙古的土尔扈特部,图理琛著成《异域录》一书。康熙六十年,黄叔撒奉使巡视台湾其所著《台湾使槎录》一书记载了台湾的地理形势、山川气候等情况。这方面的著作还有马思哈《塞北纪程》,记述康熙二十九年马思哈随驾亲征准噶尔事范昭逵《从西纪略》,记述其随皇十四子抚远大将军允褪征讨策妄阿拉布坦的沿途所见情况方观承《从军杂记》,记述雍正十一年随征西域事情。此外,有些谪宦如杨春年和吴兆骞都被遣戍到宁古塔其子杨宾和吴振臣因之得机会将边疆所见所闻撰述成文。康熙二十八年,杨宾出关省亲,将其沿途见闻写成《柳边纪略》一书该书于地理沿革、风土景观、语言习俗无所不记。康熙六十年,吴振臣撰写《宁古塔纪略》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生动描述了当地的自然地理景观。以上这些记载和著述尽管比较粗糖简略,但由于均系作者亲身历见,大多质实可靠从而成为后来学者的边疆史地研究的资料来源。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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