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献学究竟是文献学还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涉及该学科的归属和定位问题，因此需要认真地加以讨论。笔者认为，就中国古典文献学而言，从研究对象到研究范围再到研究方法，都跨越不同的学术领域，具有明显综合性学科的特点。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虽然也具有交叉综合的特点，但就总体而言，该学科应当是从属于历史学的一门基础性学科。理由主要有三点：其一，从孔子为探求夏礼和殷礼而感叹“文献不足征”，到马端临以“叙事”和“论事”释“文献”，再到梁启超“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之说，都说明自古以来历史文献学与历史学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有学者评论说：“我国的文献学素来和历史学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文献学家也大多是历史学家，在他们的眼里，往往把文献看成是校雠学或者是广义的历史学。”[23]其二，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文献及其整理和研究工作，它们只是文献和文献工作的一部分，属于“史”的范畴。另外，在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中，在历史文献史和历史文献学史的研究中，都大量运用了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而且这种研究总是直接或间接地为人们认识和研究历史提供帮助。其三，如前所述，在学科不断分化、细化的今天，古典文献学、现代文献学和各种专科文献学已经兴起，在此情况下，“历史文献学”中的“历史”理当是一个学科或专业概念，应明确规定其学科属性及其地位，而不应该再混淆界限，越俎代庖。
至于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特点，最突出的是它的综合性、基础性和实践性。所谓综合性，是指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的对象、领域以及所运用的理论、方法既涉及历史学，也涉及古典文献学，同时又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年代学、历史地理学以及古代文学、中国哲学史、科技史等有着密切的联系。综合性虽然不是历史文献学的学科性质，但的确是它的一大特点。所谓基础性，是就历史文献学在历史学的结构体系中所处的基础地位而言的。研究历史必须依据史料，史料的范围虽然很宽广，但传世的和出土的历史文献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赵吉惠先生在《历史学方法论》一书中曾把历史学的总体结构划分为三等层次，其中“第一等层次为‘基础层次’，包括史料、历史文献、考古资料、甲骨金文资料等”。[24]（P5）刘乃和先生也强调：“历史研究必须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为依据，这应该是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25]（P36）所谓实践性，是说历史文献学是一门强调实践讲求致用的学问。无论整理还是研究历史文献，都是实践性很强的工作，如版本、目录、校勘、辨伪、辑佚等都需要长时期的动手实践和经验积累，方能得其门径而取得成就，而整个历史文献学学科也正是在长期的历史文献工作实践和经验积累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陈垣是一位历史文献学大家，白寿彝称赞他治学的特点是“重史源，讲类例”。[26]（P634）无论调查史源还是归纳类例，都要靠实践和经验。《陈垣史源学杂文》、《元典章校补释例》和《通鉴胡注表微》等在理论和方法上很少有长篇大论，更没有泛泛而谈的空论。他总是通过归类释例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总结前人的文献学经验与方法。内容很具体，很实在，简洁明了，质朴实用。这既是陈垣个人的治学风格，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历史文献学学科的特点。
四、历史文献学的分支学科和相关学科
在历史文献学发展的过程中，有些特定的研究领域因特别兴盛而渐渐成为一种专门之学，如《史记》学、《汉书》学、《通鉴》学、《尚书》学、《春秋》学、方志学、金石学、简帛学、敦煌学等等。《尚书》和《春秋》属儒家经典，早在“独尊儒术”的汉代便成了专门之学。《史记》是古代史学中的经典之作，“一部二十四史，人皆以《太史公书》第一”。[27]自该书问世之后就不断有人对它进行注释或评论，唐中叶以后更是成为文人学士们研习的对象，由此形成专门的“《史记》之学”。《汉书》成为专门之学比《史记》还早，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称：“《汉书》之学，隋人已究心，及唐而益以考究为业。”虽然此后很长一个时期对《汉书》的评价和研究热情有所降低，但近一二十年情况有所改观，《汉书》研究又重新走向繁荣。在《史记》、《汉书》研究的带动下，《后汉书》、《三国志》以及其他纪传体正史也越来越受人重视，并且出现了总体性研究和系列化研究的倾向以及“四史学”和“正史学”的提法。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是一部古代史学名著，自宋代以来不断有人对它进行改纂、注释、考补、议论，逐渐形成了专门之学，20世纪40年代张煦侯还写了一本专著《通鉴学》。近几十年来，《通鉴》研究持续升温，又获得了新的发展。地记方志在我国起源很早，也很发达。随着修志实践的不断深入，人们不断地总结经验，并对方志理论进行探讨。到乾嘉时期，戴震、钱大昕、洪亮吉、章学诚等一批学者不仅亲身参与修志，而且在方志理论上反复研讨、论辩，方志学最终得以形成。目前，遗存的方志近万种，出版或发表的方志学专著约百部，论文以万计数。如果说方志是我国历史文献的大宗，方志学无疑也是历史文献学的一大分支。金石学是我国的一门传统学术，它酝酿于汉唐，昌明于宋元，极盛于明清。金石学研究的范围当然不限于古铜器的铭文和古代石刻，但总是以铭文和石刻为主，所以算是历史文献学的一个分支。敦煌学是20世纪初伴随着敦煌石室遗书和石窟壁画的发现而迅速崛起的一门以地名学的专门学科，现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它最初主要是指对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文书的研究，之后范围不断扩大，如今已扩展到敦煌乃至吐鲁番出土或保存的所有文物和文献。尽管如此，鉴于敦煌文书的发现是敦煌学形成的关键，而敦煌文书文献又一直是敦煌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所以学术界总是将它归入历史文献学。简帛学即简牍、帛书之学，自汉晋以来，虽然偶有简帛发现，但数量不大，影响有限。近几十年来，湖北、湖南、山东、河南、甘肃、安徽等地不断有简牍或帛书出土，而且数量较大，内容丰富。伴随着这一批又一批简帛的发掘、整理、保护和研究工作的展开，简帛学日益兴盛，并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成为中国历史文献学中一个新亮点。
与中国历史文献学相互独立但又有着密切联系的学科很多，首先是文字学、训诂学，其次是史料学和中国史学史。古人读书治学强调要从小学入手，“小学”即文字、音韵、训诂之学。钱大昕在《经籍纂诂序》中说：“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出，非别有义理出于训诂之外者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整理古代传世历史文献，自然离不开对古字古言的音、形、义训释，而要整理传世文献，首先遇到的便是古文字的释读问题。由此看来，历史文献学首先离不开文字训诂学。史料学和中国史学史也是历史文献学的相邻学科，虽然这三者的研究对象各有不同，范围也广狭不一，但都涉及史书的材料来源以及形式、内容、特点和价值等等，只是角度和侧重点不同而已。再者，整理研究历史文献往往需要参考利用实物史料和口碑史料，而中国史学史又为个体历史文献的研究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和史学发展的背景。另外，由于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不同的学科门类，因而它又与经学史、中哲史、科技史、文学史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历史是在时空中演变的，因而古代的历史记录必然涉及大量的时间概念和山水、州县等地名，由此决定历史文献学与年代学和历史地理学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介于分支学科和相关学科之间的是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和考据学，而且在古代它们就已成为专门之学。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和考证，不仅是历史文献学家必备的基础知识，而且作为整理研究历史文献的传统方法被经常地、广泛地加以使用，甚至成了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内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它们不是一般性的相关学科，而是关系更近。但是，版本、目录也好，校勘、辨伪、辑佚、考证也罢，都是古人治学常用的方法和门径，也是研治各种古代文献通用的方法和手段，因而又不能完全将它们包容于历史文献学的范围之内。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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