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历史学家的信仰（上）
http://www.newdu.com 2024/11/10 03:11:27 近代中国研究网 [美]萨缪尔.莫里森 参加讨论
| 作者简介 萨缪尔·莫里逊（Samuel Eliot Morison,1887—）是美国历史学家、教育家。1908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12年在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并在哈佛大学历史系任教，1915年升为教授。曾任巴黎和会巴尔干委员会的美国代表。1922年在英国牛津讲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任该校美国史教授。从1942年至1951任“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海军作战部”的历史顾问，退伍时是海军少将。1950年被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主要著作有：《马萨诸塞海事史》（1921）；《牛津美国史，1793—1917年》（1927）；《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1930，与康默杰等合作）；《哈佛学院和大学三百年史，1636—1936年》；《海上大将哥伦布传》（1942）；《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海军作战史》（十四卷，1948—1960）等。 各位会员，承蒙诸位选举我担任本年度的主席，在深觉荣幸之余，我感到自己有义务向诸位作一种类似“一生事业申辩”（apologia pro vita mea）的表白，说明一下从我的第一篇论文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以后，迄今三十八年来我在教学和写作中所遵循的信仰和原则是什么。我没有什么革命的或者甚至新颖的东西可谈。我在从事史学工作的很早时期，就曾注意到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的不幸，他花费了许多年殚精竭虑地探索一种“历史规律”，结果依然遭到挫折。所以，当我自己耕耘历史这一人类经验的园地时，便不去穷究什么规律、什么基本动因、或者世界如何成为这个样子的等等问题。我的心跳或信仰和西方世界绝大多数职业历史学家的信仰和信条也许没有什么不同。 我的前任之一、已故的毕尔德（Charles A ．Beard）——他无疑是最受人热爱同时也是最使人恼怒（这比前者的程度要大得多）的一个人——认为，一切历史写作都是“一种信仰的行动”（act of faith）。我同意他的这种说法，然而在读过他的某些著作以后，我怀疑毕尔德所说的“信仰的行动”就是西班牙语“Auto-da-fe”（宗教的宣判）一词直译。诚然，每一个具有一定业务水平的历史学家所说或所写的都是他信以为真的东西。但是，他对于听众或读者的接受能力也要有信心。如果是一个讲师，他总希望有人听他的讲演；如果是一个作家，他总希望有人阅读自己的著作。除去有耐性的妻子以外，他总希望还能找到另外的听众或读者。 历史学家想使人感兴趣、给人心以教益和令人愉快的正当愿望，是刺激他工作的一个主要动机，是对他赋予自己的作品以艺术形式的一个要求，同时，对他的职业的完整性来说也是一种危险。这种愿望往往诱使他背离真理去迎合有权决定其著作被采用与否的学务委员会，或者去迎合书评家的偏见和公众的情绪，以便使自己的作品得以流行。某些有声誉的历史学家竟不惜为了版税出卖自己的技术，我希望我们不会羡慕他们。不过，大部分冒牌历史作家都是些有才干的业余爱好者，或者是干新闻记者这一类职业的人；前一种人往往力图以精心选择的事实来支持某种成行的理论，而后一种人则以故事为第一。如果符合事实，那很好；如果不符合事实，那就把事实弄得糟透了。 一个人如果没有忠实于真理的天性、高度的思想诚实和一种平衡感，就不可能成为伟大的或者只是优秀的历史学家。真实地说明过去时是历史和历史传记的真髓，是区别于一切其他文艺部门的特点。每一个人都同意这些说法；但是，当我们谈到何谓真实的时候，便产生了分歧。 就我个人而言，我坚决拥护兰克那句经常为人引用的话。在我们已经把所有的德文忘记得干干净净的时候，我们美国历史学家仍然还记着这句话。“我这本书，”兰克在他于1824年发表的第一部著作的序言中说，“只打算完全如实地说明事情的真相。”[①] 兰克远非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依我猜想，兰克的这句话可能借自洪保特（Wilhelm von Humbolt）[②]，后者在1821年向普鲁士学院发表的一篇演说中就曾宣称，历史的本来的任务就是“阐明发生的事实。”[③]而在更早的古代——大约二千二百年前，修昔底德便已这样写道：“我的这部历史里并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故事，我担心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减低读它的兴趣。但是，如果有人希望能看到过去事件的真实图画，并且希望了解以后可能发生的类似事件……他将会宣布我写的东西是有用处的，那么我也将以此为满足。”[④] 人们可以用不胜枚举的引文来证明，在我们所继承的希伯来—希腊—基督教文明这一几乎长达二千五百年的时期中，真产性一直是历史学的精髓。换句话说，历史学家必须在思想上诚实。他必须使他自己认为过去理当怎样或应该怎样等等看法提高到确定事情真正怎样发生的地步。当然，他自己的价值感将会影响他对事实的选择和安排。不用说，达到完全的、“科学的”客观性的程度对历史学爱来说是不可能的。他“对要阐述的事实的选择、对各个事实的强调程度、对这些事实的意义轻重和比例大小的认识，这一切都必然要受他的生活哲学所支配。”[⑤]在我们这一代历史学家当中，还没有人对此抱有异议。某些十九世纪中叶的历史学家有过这种幻想：他们自以为能够客观地和科学地对待种类繁多而又伸缩性很大的人类史料，就名象生理学家在说明肌肉反应时应该做到（但事实上却很难做到）的那样。但是，从兰克以下的历史学家，如果问问他们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否认，他们的生活哲学影响着（如果不说是支配着的话）他们对事实的选择、强调和安排。 近年来，人们关于“科学”客观性的这些局限的情形已经写得非常之多，因此竟将这样一项明显和突出的原则，即历史学家的基本任务在于阐述确定的事实主体这个原则，弄得模糊了。今天，要使学生们——尤其是信奉所谓进步学派的学生们——重视这项原则，已经成为困难的事。这些学生们在他们的教育的装配线（assembly line）的某个地方，嵌上一个叫做“观点”的螺栓（bolt），然后用一个称为“趋势“的螺帽（nut）把它拧紧，从而以为历史学家的问题只在于比较一番观点和描绘一下趋势而已。但事实并非如此。根本问题是，“实际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⑥] 如果年轻的历史学家获得了必要的研究工具，拥有一种平衡感和为追求真理而不顾一切的热情，那么，他们遵循什么“方法”的问题就没有多大关系。历史方法论的课程是不值得象现在这样占那么多时间的。我自己就从不愿意开这门课，我并且注意到，许多开这门课的同事并没有写出任何东西来作为他们应用所讲的方法的例证。反之，他们把实际写出一点东西的同时代人的著作拆得零零碎碎，则更是开玩笑。在我看来，历史方法论是一种把常识应用到种种环境上的产物。如果所研究的时期很少有“纪念碑式”（monumenta）的大事遗留下来的话，那么，历史学家就必须运用自己的想象把支离破碎的事实组成为某种合乎情理的型式，就象古生物学家凭借一两根遗骨复原一头史前怪兽一样。如果所研究的时代是事实堆积如山的近代，那么，历史学家可以开凿几个试验性的山洞，看看能得到什么结果；或者自己辛勤地劳动，或者雇一批矿工先替自己做筛选的工作，试试能否从灰土中淘出“金沙”来。总之，不论是单干或通过助手工作，历史学家必须以自己的判断和价值标准来决定哪些是粪土，不仅如此，他还必须决定用他捡得的金子来创造历史的图式。历史学家就是要决定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没有意义的。你们也许会问：所谓有意义是就什么而言的呢？这是就理解他所研究的那段历史或那部分历史而言的。历史学家的本行的责任主要是为他的读者或听众阐明过去；至于影响未来那只是次要的和派生的问题。他必须真诚地正视过去；只是不时回过头来看一看他现在的世界，可以捎带未来作点祈祷，祝福他的后代在未来的世界中能够和平地生活。但是，你们或许要问：他阐明过去所用的灯是从哪里得到的呢？是反映在教会身上的“世界灯”？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红灯？还是现代广告所有用的弧光灯？你们或许进一步要问：这盏灯是否各代不同呢？当然不同，布拉德福(William Bradford)[⑦]总督的杨梅蜡烛和赫钦逊(Thomas Hutchinson)[⑧]总督的鲸油灯射的光自然不同；普列斯科特(Prescott)的学生灯以有及巴克曼(Parkman)的煤气灯完全不同于我们大多数人现在用的1950年型日光灯。任何历史学家都免不了要利用——事实上也不应该拒绝利用——他那一时代提供的最好的灯，因为他是写过去而不是为过去而写；他是为了今天和明天的公众而写的。他的同时代人对历史学家提出的问题和他的祖父辈所提的问题是非常不同的。[⑨] 思想诚实性是自由国家的公众经常期望历史学家具有的品质；除此以外，他们并不要求别的，那也是往往得不到的。连小孩子都知道，历史只能是现实的缩小了的表现，但它必须是真实的，不能受到哈哈镜的歪曲。海军军事学院的贝茨(Richard W. Bates)准将和另一名军官再加上一个第三者部分时间的协助，用了两年时光对1942年8月9日午夜历时仅四十二分钟的萨瓦岛战役进行了点点滴滴、详详细细的研究，于最近发表了一部厚达四百页的专著。他们力图忠实地考证出事实的经过及其发生的原因，既不饶过任何人，也不称赞一个人，虽然揭发出来的他们的错误战术是令人深感惊讶的。贝茨准将虽然技巧娴熟、态度诚实并且肯下苦功，但由于若干资料已经湮没或遗失，由于他对美日双方一万名左右参战水兵当时的个人感觉、想法和行为缺乏了解，他只能把那一个夜晚发生的惨剧大致地表现出来。正如一般最优秀的职业历史学家一样，他没有走任何捷径，百是以可以确定的事实检验了一切先验的结论，每当探测器发见的暗礁是海图上没有载明的时候，他便毫不犹豫地抛弃旧的海图，改变航行的方向。他的萨瓦岛战役专著是表现思想诚实性的一个范例，因为他的写作动机是要“安全如实地说明事变”。里涅尔（Gustaf J．Renier）正确地指出，“思想诚实性对历史学家来说甚至比对科学家更为重要，因为和科学家不一样，历史学家并不能使自己的结论受到实验的检验。他知道自己的作品可能流传数代而未被人检查，所以只有良心是他自己的制约者”[⑩] 作为思想诚实的一个方面，历史学家应该感到对公众有责任。迫使一个政治家或军人做出决定的意外的时间和空间，也同样要迫使——虽然不那么急需——历史学家作出决定。他的决定和政治家的决定不一样，并不会使他的国家投入一场血战或者屈辱投降；他的决定也和军人的不同，并不会赢得一场战役或者被打得打败；但这些决定却完全能够注入历史的长流，对未来起重大的影响。假使班克罗夫特（Bancroft）没有如此生动地描绘出争取统一的斗争，美利坚联邦会被保存吗？如果法国历史学家没有对拿破仑一世歌颂备至，拿破仑三世会在1870年投下致命的赌注吗？如果休谟（Hume）、林加德（Lingard）和莫姆逊(Mommsen)的意见占上风，而不是格林（Green）、麦考莱（Macaulay）和特里威廉（Trevelyan）的见解被接受，英国人还会那样不论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都始终维持他们的政治自由吗？一个疯狂的或固执的民族可能对历史学家的意见置若罔闻。例如希腊人就不曾听信伊索克拉提斯（Isocrates）的规劝，他曾经警告自己的同胞，如果他们不改弦易辙发愤图强，他们的文明就要被毁坏，他们的本身就要被异邦人统治——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话甚至比德尔斐神托的女巫的预言还要灵验。但是，知道或认为自己知道一点前车之鉴的历史学家，有权利也有义务把这种屡验不爽的历史教训指出来，即使这同他本身的信仰或社会相抵触。 讲到这里，你们当中也许有人无疑地会这样想：哼，莫里逊正在薄冰上滑行着呢，如果他不小心点，他就要跌进无底深渊，和正在等着他的鲁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和毕尔德（Charles A．Beard）的阴魂为伍呢！所以，我不想多罗嗦了，就来谈一下我对鲁宾逊所说的“新史学”（The New History）[11]和毕尔德所说的“写作的历史是一种信仰的行动”（Written History as an Act of Faith）的驳斥。[12] 毕尔德在他的信仰的表白中，硬说兰克主张过要把过去的“真实”原原本本地再现出来，从而就以令人透不过气的三段论法肯定说：既然任何历史学家都不能摆脱自身的局限性或者超越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他就必须如此选择和安排历史事实，以便影响现在或未来，按照他本人认为有利于社会的方向发展。从长远来说，历史学家的价值将“取决于他预测未来的眼光长远与正确的程度。”[13]毕尔德的个人猜测是，当时的美国历史正在走向一种集体民主，他把这种民主描绘成为一个既没有贫困也没有奢侈的“工人共和国”，“一个在有报酬和有助于增进道德的状况下从事劳动的……的美好国家”。[14]换句话说，这就是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他的英国同道们所抱的费边主义的幻想。 毕尔德的目的不变，而他的手段，以及他的“原则”说因时而异。他的第一部名著《宪法的经济解释》（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Constitution）（1913）显然使旨在打破对联邦宪法——他认为联邦宪法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主要法律障碍——的那种过分的尊敬。这本书获得了巨大成功，很快就成为了革新派的《圣经》。通过这本书，毕尔的也许比任何一个别的作家——除了曼肯（Henry L．Menckon）[15]以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都更多地助长了知识分子对美国制度的蔑视。但是，不久以后，毕尔德开始认为自己犯了错误，他认为如果要取得千年至福的“工人共和国”，孤立主义者一定要先上台，就象克伦斯基替代列宁开道一样。这种想法在他的《美国史基础》（Bas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944）中有所流露，而在《坚毅的联邦党支部人》（The Enduring Federalist,1948）一书中则表现得格外明显。在他的倒数第二本著作中，《联邦党人》论丛（the Federalist papers）[16]——他早先一无例外地把这些论文都看做是替括钱鬼开脱的东西，而抛在一边——已经成为古往今来最杰出的、表达了深刻的政治和道德真理的一些论文。[17]毕尔德就这样绕了一大圈子。他的1913年的著作得到德布斯（Eugene Debs）阵营的热烈喝彩，他的1948年的书则激起了赫斯特报纸的《芝加哥论坛报》的狂热情绪。 毕尔德在这样从左演变到右的整个时期始终厌恶战争。因此，他的著作表明历史的军事方面是意义不大的，可以说仅仅是经济力量的反映。在他的《美国历史的兴起》（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1927）中，毕尔德成为一派历史学家的先导，这派历史学家为第一次大战后的幻灭感所影响，完全忽视战争、贬低战争、宣扬任何战争都是不必要的，一切战争都不会带来任何好处，甚至对战胜者来说也是如此。所有这些反战派历史学家都是真诚的，很少有人是空想和平主义者，这已经由他们最近几年的行动所证明；尽管如此，他们的反战热情并没有对保卫和平作出任何帮助。他们只是使1940年前后长大成人的青年一代没有为他们必须投入的战争做好精神准备。人们可以赞同毕尔德对战争的厌恶——事实上，大多数美国人多最重视的东西如独立、自由、统一或向西扩张等等，如果人们不乐意为它们而战，就不会赢得或保卫住它们。而且，社会历史学家也不能忽视战争和暴力在美国社会中起过的作用。我们可以想一想殖民地时代的民兵队、卡塔基那和路易斯堡的远征、对印第安人进行的战争和西部的亡命之徒、穿着华丽的服装进行操练的第一流的兵团、士兵的土地奖励和退伍军人对美国国库的袭击，以及美国人对军衔的奇特爱好和戴维斯（Richard Harding Devis）的浪漫黩武主义。就连毕尔德一直认为战争妨碍工人所企望的千年至福的到来这个想法也纯粹是一种假说；未来的历史学家很可能会发现，为毕尔德所痛恨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为他所蔑视的罗斯福政府，对于劳资集体合同和工人的福利与保障作出的贡献要比以前任何半个世纪的和平要大得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