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海纳百川，生生不息。
相对封闭的人文地理环境，既保障了中国农耕文明的独立创生与正常发展，又为它的 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新鲜动力——与异质文化、特别是游牧文化的交流和交融。
众所周知，正如生命必须通过新陈代谢来维持和发展一样，文化也是通过不同文化的 冲突、交流和交融而发展的；任何一个处于绝对封闭状态的族群，即或不走向灭绝，也 只能成为文化的活化石。例如菲律宾棉兰老岛上，生活于难以穿越的密林禁地中与世隔 绝的塔桑代人（Tasaday），被发现时仍处于旧石器时代。全族群只有24人，一直穴居在岩洞中，过着钻木取火、使用石器或竹木工具、主要靠采集为生的生活。没有文字，语言中也没有数字。[11]（P1—20）故而，中华农耕文明之所以能够长足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相对封闭而非绝对封闭。
事实上，被尊为中华文明始祖的黄帝和炎帝，就是西北地区以畜牧为主的半农半牧部 族的代表（注：《国语·卷十·晋语四》说：“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据 刘起釪考证：“少典之‘典’，显然是‘氐’的音转”，“蟜”的古音乃“古羌字的 音转”。（刘起釪：《续古史辨》，第18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所以， 少典族即氐族，有蟜即羌族。自远古以来就一直住在广大西北湟渭之间，即今陕西、 甘肃、青海地区，都是主要从事畜牧业的半农半牧部族。），他们正是靠着游牧文化喜 欢游动、长于开拓、吃苦耐劳、骁勇善战、机动灵活……的优势，在不断的迁徙中战胜 中原的农耕氏族，建立一统天下的。而且，黄帝和炎帝的祖族氐、羌族，与西亚的游牧 民族还具有一定的文化渊源。（注：据孙新周考证，在黄河上游诸青铜文化中，与古羌 人最密切的辛店文化，其彩陶艺术风格，与西亚彩陶具有完全一致的人物造型。而是为 古羌人南迁之后裔的彝族，其神话和艺术风格也与古希腊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皆属于 游牧民族的“马文化”的范畴。请参阅孙新周：《中国原始艺术符号的文化破译》，第 134—141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从一系列考古发掘资料看，“早在铜 石并用时代就已经有原始欧罗巴人种进入西北蒙古，而年代为前七世纪至三世纪的乌兰 固木墓地的颅骨绝大多数是欧罗巴人种”，“西周晚期的周人已和欧罗巴人有所接触” 。新疆地区青铜时代古墓群中，也发现了不少“分属不同支系”的欧罗巴人颅骨。“文 献上所说的匈奴和东胡，从现在已掌握的资料看，均属北亚蒙古人种的大范畴”。他们 从战国中期开始大批南下，与向北方长城地带扩张的中原强国，展开持久的拉锯战。[1 2]可见，中华文明在其创生与发展的过程中，与异质文化之间不同形式和规模的交流就 没有间断过。
就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来看，游牧文化和骑马民族的确起着“催化剂”的作用，但如 果说他们在西方的文明史上扮演着“食腐兽”角色的话；那么，他们在中国则大抵充当 了“强心剂”角色。即每当中国的农耕文化陷于衰败之时，他们便步黄帝的后尘东进或 南下，为中国农耕文化的持续发展，注进新鲜的活力。例如，继任舜担任华夏部族联盟 盟主的禹，便是“兴于西羌”的、留在当地的黄帝族的后裔。商王朝衰败时，灭商继任 华夏族盟主的周王族，与夏禹一样也都是黄帝族留在西北的后裔。而从战国七雄中脱颖 而出、建立中华帝国的嬴秦一族，同样也来自西北。（注：关于嬴秦一族的来源，史学 界有两种不同意见：一是西来说，以王国维、蒙文通为主，认为秦之祖先，起于夷狄； 一是东来说，卫聚贤、黄文弼等主之，主张秦为颛顼之后，禹殷商同属于鸟系祖先传说 系统。即或按后说，嬴秦是“或在夷狄”的东夷族的一支，他们至少也是长期生活在西 北，与游牧文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从而具有骑马作战优势的汉人。）此后，凡是中华 帝国处于衰败之时，便会有骑马民族来为其清除腐败，注射持续发展“强心剂”。他们 的每一次大规模的入侵，都为开始衰败的中华帝国带来新鲜的活力，致使中华帝国在动 乱中重振雄风，再创辉煌。到了中华帝国和农耕文明进入烂熟期之时，他们便索性以易 主的方式入主中原，成为中华帝国的统治者，却依然维护、遵从和发扬中华民族的文化 传统，从未有过任何偏离或中断。君不见，中国历史最辉煌的三个朝代汉、唐、清，皆 是骑马民族的“强心剂”作用的结果——汉承秦制，没有嬴秦一族的东来，又怎么会有 汉帝国的辉煌？唐继隋业，不但是南北朝所谓“五胡乱华”长期动乱的结果，而且，唐 李氏一族本身就具有胡人血统；清易明主，取代病入膏肓的明王朝入主中华的爱新觉罗 一族，则是正宗的骑马民族出身。
真真是南橘北枳啊，在西方的商品货币经济环境中扮演“食腐兽”角色的骑马民族， 到了中华民族的农耕人文环境中，竟充当了“强心剂”的角色。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一以贯之地传承数千年，最重要的原因，除了得天独厚的人文地 理环境这一客观条件外，恐怕就在于中华农耕文明特有的、以“天人合一”、“和而不 同”、“华夷之辩”、“以天下为己任”等为内涵的文化包容性。正是这个“和而不同 ”的包容性，使周边的游牧文化和骑马民族，入乡随俗地充当了“强心剂”的历史角色 ，甚至以入侵乃至易主的方式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不断融合，共同维护和发扬了这一 独特的文化传统。
要之，“农耕为本、血缘共有”，“兼并战争、家国同构”和“海纳百川、生生不息 ”这三者，也就是中华文明“农耕、兼并、融合三位一体”的生存发展模式。
结论
文化是人文地理环境的产物，不同的人文地理环境，形成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必 然具有不同的文明生存发展模式。就像不同的家庭环境形成不同的个性，不同的个性又 必然具有不同的成长模式一样。
概括地说，西方文明史是一部在普遍缺乏农业长足发展条件而又开放的人文地理环境 中、由于骑马民族的反复冲击和不同文化的不断杂交而形成和发展的，打着鲜明游牧文 化烙印的历史。就其性质而言，大抵属于一种不同文化相互竞争，优胜劣败，你死我活 的竞争型文明。而中华文明史则是一部在得天独厚的、具有农业长足发展条件而又相对 封闭的人文地理环境中，独立自主地创生，并通过同质文化的不断兼并和与周边异质文 化反复融合，始终保持农耕文化特质的历史。就其性质而言，大抵属于不同文化相互融 合，和而不同，共济共生的生存型文明。
要而言之，西方文明的本质可以概括为一个“争”字；中华文明的本质可以概括为一 个“和”字。
收稿日期：2004-10-18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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