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首重本证。由司马迁详述的扁鹊三则医案，无不反证他不可能否定“信巫不信医”的传统观念。
据《史记》，扁鹊在齐、赵行医的时代，大约与孔子同时或稍后。孔子有则著名的语录，说是“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注：《论语·子路》。此则下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二语，乃今本《周易》恒卦九三爻辞，下又有“子曰：不占而已矣”一语，论者每谓此即孔子晚年学《易》之明证。然前一“子曰”，确指“人而无恒”，为南国之人的习语，故下云“不恒其德”二语，当为孔子对所引南人习语的解释。本语“不占而已矣”，复加“子曰”，朱熹注以为“以别《易》文也”，但通观此则全文，实难说通，故朱熹只得承认“其义未详”，见《论语章句集注》卷7。倘若咬定“不恒其德”二语，为孔子引用《周易》爻辞，岂非以不通为通？）从肯定恒德的角度，将人们寄托生死的医，与藉以交通鬼神的巫，同样推许。连孔子那样的智者，也不否定巫术信仰，至多“敬鬼神而远之”，略示心存怀疑而已。这也可证，扁鹊自称医术得自神授，正是巫医仍然不分的时代风尚的折射。他怎能在这样的时代，向病家提出“信巫”还是“信医”的难题？不错，相传他使虢国太子起死回生以后，曾否认自己“能生死人”，也就是否认自己是神巫。但司马迁所记这则医案的可信度，既然早受研究者质疑，当然不可视作扁鹊“与巫祝迷信不两立的本证。”（注：例如杜石然等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第三章第九节，有专述扁鹊一目，便全据司马迁的扁鹊传。见该书上册，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页138～139。）
因此，信巫还是信医的难题，以及前引扁鹊传的那段“病有六不治”的名论，只可能出自传记的作者司马迁。
（三）
关于第二疑。
《扁鹊仓公列传》，在《史记》七十列传里，序次第四十五。它的上一篇《田叔列传》，是文、景二朝一位著名廉吏的传记；下一篇《吴王濞列传》，则是对抗汉景帝的“削藩”政策而组织吴楚七国联盟起兵反叛的那位著名藩王的传记。作为全书唯一的名医传，夹在藩国名相名王二传中间，当然令人感到突兀。隋朝史官王劭，便说：“此医方，宜与《日者》、《龟策》相接，不合列于此，后人误也。”（注：传题司马贞《索隐》引王劭曰。按，王劭早仕北齐，入隋官秘书少监，曾著《齐志》、《隋书》，是隋统一后与李德林齐名的北方史家。其二书虽为唐初官修《北齐书》、《隋书》取代，但重名不减，刘知几《史通》就有多篇议论他的史学。司马贞、张守节注《史记》，屡引其说，可证他对《史记》也有专论，但今已不存。）然而七十列传的序次，是司马迁自定，并非“后人”更改，有《太史公自序》作证，可知“误”的倒是批评者。唐代《史记正义》的作者张守节，同意王劭的批评，却弥缝说：“以淳于意，孝文帝时医，奉诏问之，又为齐太仓令，故太史公以次述之；扁鹊乃春秋时良医，不可别序，故引为传首，太仓公次之也。”（注：传题司马贞《索隐》引王劭曰。按，王劭早仕北齐，入隋官秘书少监，曾著《齐志》、《隋书》，是隋统一后与李德林齐名的北方史家。其二书虽为唐初官修《北齐书》、《隋书》取代，但重名不减，刘知几《史通》就有多篇议论他的史学。司马贞、张守节注《史记》，屡引其说，可证他对《史记》也有专论，但今已不存。，传题张守节《正义》。）这话也似是而非。论官位，淳于意乃藩国下吏，答汉文帝医问，已在免罪家居之后，在政治上没有影响。论叙事，全传重心分明在扁鹊，如按时序排列，至少应列入前十篇里面，也不妨碍继述仓公传，因为司马迁将时代相隔很远的人物置于一传，有老子与韩非同传的例证。所以，就形式论形式，即使单作编纂学史的研究，也难免逻辑与历史相悖。
其实，司马迁很清楚所谓儒学的一种传统偏见，即医卜星相之类都是百工之事，属于子夏宣称君子不为的“小道”（注：“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朱熹注：“小道，如农圃医卜之属。”前揭《论语集注》卷10。）。司马迁给各类“小人”立传，那总体意向，或者说历史观念，是另外的问题。但他给时代相距三百年的两位名医合写一传，却既非为“小道”张目，也非为保存医案，堪称别有用心。
那用心，从负面来看，已明见于传末的赞语，照录如次：“太史公曰：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故扁鹊以其伎见殃，仓公乃匿迹自隐而当刑。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岂谓扁鹊等邪？若仓公者，可谓近之矣。”[1]
由“扁鹊等”的一个“等”字，便可知司马迁写作本篇时，心目中为之抱不平的对象，决不止于仓公，也决不止于古近名医。由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说文史星历，在君主眼里等于倡优，视作弄臣，可以反证他述说扁鹊、仓公医术那样高明，最终不是惨遭暗杀，便是幸免肉刑。谁都知道，司马迁就因为替李陵战败原因，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便被汉武帝以诽谤罪投入死牢，被迫接受宫刑--最重的肉刑，也反证汉文帝四年（前176），至其孙汉武帝太始元年（前96），快八十年，废除肉刑的诏书依然是一纸空文，--可是他出狱后，却被皇帝任命为“中书令”，只有宦官才能充当的宫廷文学侍从，这不分明是“戏弄”吗？[3-p1～56]因而我据此断定，《扁鹊仓公列传》必定是司马迁晚年忍诟含耻续写的《史记》名篇之一。
不过，假如据此篇论赞，判断司马迁为两大名医立传的用心，那就只可能说他借题发挥，悲二人的不幸，抒自己的愤懑，不仅格调太低，而且令人感到他正如东汉末权臣王允所诬，利用汉武帝不杀之恩，完成了一部“谤史”。
事实正好相反。司马迁在赴死与辱生中间，作出非活不可的选择，唯一理由就是争取时间，完成《史记》的写作。当他重读扁鹊传奇和仓公对策，油然产生同情，在篇末借史抒愤可以理解，却不能认为表达了他的真正意向，因而我以为这段赞语，只表白了他负面命意。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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