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末，从秦国发展成为秦皇朝后，为什么反倒招致速亡呢？贾谊认为，这完全是执行了错误的政策所致。第一，“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贾谊认为，“兼并”时期与安定时期应有不同的政策，叫做“取与守不同术也”。可是秦始皇不懂得这个道理，用对付六国诸侯的办法来对待民众，这是极大的错误。第二，“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企图用愚民政策来巩固“万世之业”，却没有制订出如何进一步安定“黔首”的政策，这跟秦国历史上曾经实行过的“安土息民”政策相比，同商鞅变法时实行的有关政策相比，自是一个历史的退步。第三，是“多忌讳之禁”，拒绝谏谋。贾谊指出，秦皇朝在政策上的错误，当时并不是没有。看出来的，即“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但“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这是因为“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人们只好“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这种紧张的政治局面，同战国时期各国国君广揽人才、认真听取各种富国强兵之道的生动活泼的政治气氛实有天壤之别，就是同后来的一些英明的封建君主肯于纳谏的情况也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贾谊感叹地说：秦末，“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秦二世时，非但不知改弦更张，反而使这些错误的做法有增无减。在这种情况下，陈胜等人“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最后导致秦皇朝的灭亡。
司马迁并没有用太多的话直接评论秦朝在政治上的种种失误，只是据事直书（如他写焚书坑儒事件等）。但他在这里借贾谊《过秦论》批评秦朝统治者的为政之失，充分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不仅贯穿着一种历史的联系，而且也增强了对于历史判断的说服力。
二
楚汉战争中，为什么力量强大的项羽终于遭到失败，力量弱小的刘邦反而获得成功？
司马迁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在方法上与上面所讲的有所不同，他在《项羽本纪》中是直接而又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的。毋庸置疑，司马迁对于项羽这个失败的英雄，是带有几分同情的。依我的浅见，这种同情主要是出于对项羽的英雄气概和直率性格的赞赏，并不含有更多的深意。而这种赞赏，在《项羽本纪》中随处可见。如：
（汉四年）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指挑身独战——引者）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我宁斗智，不能斗力。”
项羽的直率（甚至略带几分天真）跃然纸上，这同刘邦的冷静和老谋深算比起来，相去何止千里！又如：刘邦父母、妻子为项羽所俘，置于军中。后刘邦派人同项羽讲和，“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王许之，即归汉王父母、妻子。……项羽已约，乃引兵解而东归。”项羽的诚意亦跃然纸上，但他的这种诚意却使他陷入了困境，因为刘邦已经布署好了对项羽的袭击。
从垓下之战至项羽乌江自刎的一段记述，是司马迁对项羽深寄同情之心最突出的地方，其中有一段文字是：
（汉五年）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大惊曰：“汉军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乃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雕，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阙，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今天读来，仍然使人感到，这是一幅多么悲壮的历史画面！后人据此编写出“霸王别姬”的故事并搬上舞台，广为流传，当非偶然。接着，司马迁写了项羽不愿一人渡江（“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赐马亭长（“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自刎于故人吕马童之前（“吾闻汉军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等等。司马迁的史笔可谓写尽了其人的性格与气质，有很大的感人力量。
但是，司马迁毕竟是一位严肃的史学家，他对项羽又是采取批判态度的：对项羽的刚愎自用，不懂得罗织人才和总结经验教训，以及过分相信自己的武力等等，都是予以否定的。从中可以看出项羽为什么终于遭到失败的历史教训。如司马迁写其垓下之战失败后，仅存二十八骑，而汉军追者数千人：
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我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他甚至要采用“快战”的战术，“必三战之”，以“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到了此时，他还要用这种匹夫之勇来证明“天亡我，非战之罪也”，足见项羽刚愎自用几乎达到了愚蠢的地步！他对乌江亭长说的“天之亡我，我何渡为！”表明他始终认为，他的失败，其意在天，自己是毫无责任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