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维埃社会分期问题是一个传统的、近年有重大突破的课题，其成果成为苏联改革的重要历史依据之一。早在1954年下半年，苏联史学家即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历史问题》杂志从1954年第10期到1955年第9期，先后发表了7篇各抒己见的论文。此后，一些学者还就这一问题继续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较一致的观点是：1935—1937年在苏联已基本建成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结束。这一时期以1935年苏联最高苏维埃讨论制定新宪法为标志，宣告苏联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到1937年底，苏联已建成了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38年起，苏联开始了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时期。这一结论成为苏共制定其基本政策的理论依据之一。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总结报告中说：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和正在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1959年1月，苏共21大召开。赫鲁晓夫在会上宣布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22大重申了这一点。这次会议通过的新党纲被称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纲领”，党纲结尾用黑体字写道：“党庄严地宣告：这一代的苏联人将要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
自60年代后半期起，苏联学者对苏维埃社会史分期又提出新观点。由以前的两段改为三段：1.1917年十月革命后至30年代中期，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同50年代流行的观点没有什么原则区别，所不同的是对以后的历史时期的划分。2.30年代中期至50年代末60年代初为建设发达社会主义时期。3.60年代中期以后为发达社会主义时期。上述观点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及苏联政府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是一致的。勃列日涅夫严厉批评赫鲁晓夫犯有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错误，提出要实事求是地科学地估价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和前景。在1967年11月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的报告中，他提出“发达社会主义理论”，认为苏联正从这种社会主义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安德罗波夫认为勃列日涅夫仍不是实事求是的。他认为苏联处在发达社会主义漫长的历史阶段的起点，勃列日涅夫的理论超越了时间的发展，内容脱离实际，没有经受住时间的检验。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重新认识苏联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这一问题又被重新提出。因为这是制定其内外政策的理论基础。1986年10月1日，戈尔巴乔夫在全苏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今天的苏联处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阶段。其主要任务不是建设共产主义，而是去完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同年11月6日，《真理报》发表纪念十月革命节的社论中又重申了上述观点。 这一认识完全否定了以往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基本观点。苏联史学家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提出三段论、四段论、二段论等不同看法。讨论的不断深入将为改革提供新的理论依据，成为改革的推动力之一。
苏联科学院院士基姆认为，以往的分期方法是不科学的，主要问题是冒进，超越历史发展阶段。他认为，苏联历史分期应分成三个阶段：1.十月革命后到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这是过渡时期。2.1941—1985年，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时期。3.1986—，社会主义改革时期，即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向共产主义逐步过渡这一新的伟大历史时期的开端。（17）历史学博士斯皮林提出与基姆不同的三段论。他强调应以30年代中期为第一、第二阶段的分界点。“第一阶段从十月革命胜利到30年代中期，这时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第二阶段从30年代中期到1985年，社会主义发展壮大。从1985年后起，又是一个新阶段。”（18）
四段论以历史学家德罗比热夫为代表。他认为，十月革命至3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基本建成，是过渡时期。50年代中期是苏联社会发展的转折点，无论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从50年代中期起是第三个时期，一直延续到1985年。从1986年起，开始了为革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新的历史阶段。（19）
以别尔辛和巴尔苏科夫为代表的一些苏联学者主张苏联社会发展只分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两大阶段。但每一阶段又可分成若干历史时期。他们强调应重视苏共20大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1961年苏共通过第三个党纲和1985年戈尔巴乔夫开始的新时期作为历史分界线的重要意义。（20）苏联史学家在讨论苏维埃社会分期时提出了许多不同看法，但也有不少相同之处。史学家们一致认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应从历史的神话中回到历史的现实世界中来。历史学家通过总结历史教训认识到，超越历史发展阶段必将受到历史的无情嘲弄，这一结论对苏联改革无疑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苏联史学家在指导苏联改革的新思维的影响下，已明确提出历史研究选题现实化的问题，除苏联史外，世界史研究中的一些选题也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如由苏联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主持撰写的专著《20世纪的世界》（两卷本），即强调从新思维出发去揭示和深入研究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及相互影响。苏共27大全面提出了苏联新的对外政策思想，认为尽管当代世界有深刻的矛盾，各国之间有根本的差别，但它的一切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整体。这是由使世界经济联系国际化的科技革命的全面展开，信息和交通手段作用的加强，地球资源的现状，生态面临的总危险以及各国严重的社会问题决定的。更主要的，是人类的生存问题决定的。因为核武器的出现和使用核武器的危险使人类是否能够生存下去成了问题。因此，这就“日益迫切地要求各个国家和人民建立起世界范围的积极有效的协同动作的关系”，“通过对立面的斗争，艰苦地，在一定程度上象是摸索地来建立矛盾重重的，但相互依存的，颇为完整的世界。”（21）这一分析既反映了苏联学者对当代世界的科学认识，也成为指导苏联学者认识当代世界的理论基础。苏联历史学家认为研究《20世纪的世界》，其关键是提高史学研究的理论方法论水平。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不解决，科学研究的学术水平便不可能提高，这些问题有些一直被忽略，有些虽已被论述过，但需重新认识，如历史规律和一般社会学规律的关系，历史分期问题，过渡时期问题，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历史时代和历史地区问题，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社会革命理论，本世纪的全球性问题等。类似《20世纪的世界》的选题还有《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战后的和解》等，这些选题大大缩短了历史研究同现实的距离，密切了史学家同千百万人的联系。人们对同现实有密切关系的历史研究的兴趣日益提高，史学研究的成果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苏联有关机构为使历史研究面向现实，澄清历史之谜，使历史科学成为名副其实的历史的净化器，并从历史的角度科学地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除苏联国家档案馆将向公众开放100多万份涉及到30 年代以来的档案材料外，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从1989年1月起出版《苏共中央通报》月刊。该月刊根据列宁在世时曾出版过的《俄共（布）中央通报》杂志的传统和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关于加强苏共政策的开放性和公开性的要求办刊。除向公众通报苏共中央及政治局和中央下属各委员会各部的文件和活动外，该刊还将以大量篇幅刊载苏共中央政治局重新研究30—40年代及50年代被迫害事件材料委员会的文件及苏共中央的其他档案材料，还将发表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伏龙芝、基洛夫、布哈林、李可夫、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加里宁、柯伦泰、斯塔索娃、古比雪夫、奥尔忠尼启则、莫洛托夫、米高扬、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的档案材料。
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在历史科学上的反映，远不止本文上述所涉及的内容。但通过上述内容的粗略分析，人们仍可清楚地看出历史研究为满足改革的客观要求正在进行自身的改革。可以预料，苏联历史研究在改革中必将取得新的成就，同时也将遇到新的困难和挑战。但是，随着改革的发展，苏联的史学改革必将会更加深入、更加活跃。苏联的改革从经济领域开始，推及于政治领域和思想理论领域，并追溯到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在这过程中提出的一些思想是很深刻的，颇有必要去研究和汲取，对处在深化改革中的中国史学工作者来说也是如此。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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