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兰克的史学革命
19世纪，欧洲史学革新的中心从法国和英国转向了德国，这场史学革新被赞誉为史学领域中的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这一革命通常是与莱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18世纪德国史学的中心是在哥廷根大学，那么19世纪德国的史学研究则无疑是以新创建的柏林大学为中心，英国史学家彼得·伯克将德国史学中的这一新转移视为一次史学典范的转移。(51)兰克的史学是对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式历史学的某种反动。(52)兰克强调史学的自主性，反对史学研究屈从于哲学，他尤其反感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虚悬式的历史解释，貌似构建了一个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宏大体系，实则是想当然地扭曲历史真相。他认为历史研究的真正目标是“如实地呈现过去实际发生过的事情”，“既不诗意化，亦不凭空想象”。(53)客观的历史真相是至高无上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首先就必须有可靠的历史资料，兰克强调原始资料，特别是档案材料的重要性。在确定资料的可靠性或史料考证方面，兰克深受德国古典语文学的影响(54)，他最推崇的史学家是以考证古罗马史见长的尼布尔，这体现了兰克史学与18世纪史学之间的延续性。兰克认为，在拥有可靠的史料和确定的史实之后，接着就应该用一种优美的风格把可靠的历史事实呈现出来。兰克的几部代表作，如《教皇史》和《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史》实现了最严格的史实考订与优美叙事的完美结合，正因为如此，这些著作一经问世就赢得广泛的赞誉。与启蒙运动时期的那些哲学式历史学家的世界主义的宏大视野不同，兰克的历史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近代史上的欧洲各个主要民族国家，换言之，兰克的史学是以政治史为导向的民族史，这种史学的风行使启蒙时期那种宏大视野的社会史和文化史受到损害。(55)不过，兰克也和启蒙时期的史学家有共同之处，在宣扬欧洲文明史相对于非欧洲文明史的优越性方面，兰克秉承了启蒙运动时期的那些哲人史学家蔑视非欧洲文明的基本认识和态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更具种族色彩。在兰克的笔下，只有欧洲的历史才是真正重要的历史，诸如印度和中国这类亚洲国家的历史与欧洲截然不同，仅属于“自然史的内容”(56)，言外之意，中国和印度没有真正的历史，这种抹杀非欧洲社会的历史性的历史观与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论述亚洲历史的口吻如出一辙。在兰克看来，欧洲文明史的创造者只是拉丁人和日耳曼人这两大族群，中欧和东欧，斯拉夫族都被排除在欧洲文明史之外，毫无疑问，兰克所表达的是一种毫不含糊的西欧中心论的历史观。(57)
兰克的史学研究得到普鲁士政府的支持，兰克本人执掌柏林大学的历史学教职，在兰克的庇佑下，兰克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把持了德意志地区重要大学的历史教席，形成了一个势力庞大的兰克学派。(58)1848年前后，兰克史学取得了主宰的地位。在兰克学派的推动下，史学研究不再是文学、哲学和神学的附属，而是变成一门自主的学科，并且职业化，拥有专业学会和专业刊物。兰克学派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德语世界，在其他国家也有追随者，他们仿效德国历史学家的做法创办专业的历史学刊物：法国人加布里埃尔·莫诺(Gabriel Mono)和古斯塔夫·法涅兹(Gustave Fagniez)创办了《历史杂志》(Revue historique，1876)，意大利史学家创办了《意大利历史杂志》(Rivista storica italiana，1884)，英国史学家阿克顿(Acton)和曼代尔·克雷顿(Mandell Creighton)创办了《英国历史评论》(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1886)，美国历史学会创办了《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895)。正是在兰克学派的影响下，历史学在19世纪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因此，19世纪也被誉为“历史学的世纪”。
在德国之外，兰克的追随者及其在国外的仰慕者更强调历史学的“科学性”，例如，兰克的高足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1817-1895)在1859年创刊的《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的卷首语里宣称：“本刊拟是，且最重要地是一种科学的刊物。”法国史学家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1830-1889)在1862年的就职演说《科学史家的精神》中自信满满地说：“史学是而且应该是一门科学！”英国史学家班瑞(J.B.Bury，1861-1927)在1903年发表的《论历史学》(“The Science of History”)一文中则宣称：“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不多亦不少。”(59)
过去，人们往往注重从历史学的“科学性”和专业化这个角度去衡量兰克史学革命及其成就，在德国之外，各国差不多也是这样看待兰克的史学革命的，但人们较少注意到，兰克史学所标榜的客观性和史学实践存在很大的距离，虽然兰克标榜“赤裸裸的真相”和“客观性”，事实上，他和他的追随者的历史著作日益政治化，这种倾向在以德罗伊森、西贝尔、特雷奇克等为核心的“普鲁士学派”那里表现得格外明显，这种高度政治化的史学的客观性当然是很成问题的。(60)德国大史学家梅内克(Friedrich Meinecke，1862-1954)在为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世界历史沉思录》撰写的书评里有过一段十分重要的论述：“我们的历史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为国家和民族而从事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布克哈特并没有和我们一起经历这类政治斗争……他抽身而退，甚至还不如他的同胞孔拉德·梅耶，后者以极大的同情与关切经历了德意志民族不断变换的各种命运。很显然，那些哺育了我们的历史观念和历史判断的大量体验、印象和抱负对布克哈特而言是不存在的。他们有像兰克那样呼吸伟大的国家政治关系的空气，他也未对一般的国家的实现给予任何感情投资。相反，如同施罗塞尔，布克哈特只是在更宽泛和更富有刺激性的意义上思考了权力，在他看来，国家的本质就是‘罪恶本身’。”(61)自兰克以降，政治史就变成了德国史学的正宗和主流，德国的史学传统比18世纪更狭窄，也更保守，它的保守特性在于对社会史的排斥，这种保守态度突出地体现在对史学家兰普雷希特的某种歇斯底里式的排斥。(62)
另外，人们较少从欧洲的学术视野去衡量这场史学革命对德国人的意义。对德国学者来说，这是一次扬眉吐气的知识革命，随着兰克史学的出现，德国终于摆脱了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启蒙运动时期一直作为外国史学追随者的尴尬地位。(63)当梅内克在《历史主义的兴起》里赞扬德国的历史主义的贡献时，他无疑也洋溢着德国在历史学上实现“独立”和“原创”的自豪感，长达几个世纪的屈辱的次要位置终于被克服了，如何不能让梅内克深感自豪并大书特书呢！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19世纪兰克史学最突出的贡献则是其方法论、对史料考证以及对历史真相在历史研究中的优先性原则的强调。当今的史学家不再迷信历史研究的绝对客观性，但兰克对历史真相的优先性原则仍然是史学家应当且必须坚持的一种理想！正如法国年鉴派史学家勒高夫所说：“我认为，每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和其他的学者一样，应当关心真相。即使我并不认为只有唯一的真相，我仍然相信历史学家应该努力提供真实的东西。他必须与小说家全然不同。一部好的历史小说可以处于‘真实’历史的边缘，但是，它却不是历史知识的组成部分。”(64)笔者认为，勒高夫的这种态度是可取的。
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承蒙我的同事徐波教授、吕和应博士，首都师范大学的岳秀坤老师以及北京大学的博士生石芳提供了一些至关重要的资料，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致谢。
本文曾以“近代欧洲史学变革及其空间转换”为题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437期(2013年4月10日)历史学A-05版。受报纸体例限制，文章为学术随笔，仅有3000字，且未有任何注释。之后，笔者对这篇学术随笔进行了彻底的修订，扩充成一篇1.5万字的规范论文，特此说明。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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