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第24页。
(57)费利克斯·吉尔伯特：《历史学：政治还是文化》，第30—35页。
(58)Donald Kellev,Fortunes of History:Historical Inquiry from Herder to Huizinga,p.175.
(59)当然，这些史学家的史学态度的实情远比上述学术口号反映的态度复杂得多，班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史学理念绝非人们常常理解的那种“科学主义的”，班瑞绝不是无条件地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或是一位绝对的实证主义者。他认为在史料考证领域方面应该贯彻科学的精神，是客观的研究，但在解释史料时，史学家的主观因素就起作用了，因此，班瑞认为历史研究是客观与主观之间的互动，他从不认为历史研究是纯粹的客观，自然也就不具备自然科学的那种“科学性”。再进一步说，班瑞赞同社会的发展或演进的观点，但从未像奥古斯特·孔德、丹纳和英国人巴克尔这些真正的实证主义者那样去寻求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Laws)。班瑞毫不含糊地指出：“历史归纳不是法则，它们不能构成演绎(deduction)或预告(prediction)，这样的归纳只具有解释性(heuristic)的价值。”他认为历史研究过程是客观的，也就是科学的，但是在呈现研究结果时，需要文学形式。总而言之，历史研究是客观和主观的统一。参见Doris Goldstein,"J.B.Bury's Philosophy of History:A Reappraisal"，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82,No.4(1977).pp.896-919。
(60)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31—32页。
(61)转引自Lionel Gossman,Basel in the Age of Burckhard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P.446。
(62)Georg Iggers,"The Historian Banished:Karl Lamprecht in Imperial Germany",Certral European History,Vol.27,No.1(1994),pp.87-92.
(63)Benedikt Stuchtey & Peter Wende,eds.,British and German Historiography,1750-195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27-28.
(64)Jacque Le Goff,My Quest for the Middle Ages,trans.by Richard Vease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5,p.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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