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是唐代官修的一部正史，自唐以后，史学界对其成书过程和史料价值都作了深入研究，但论者多持贬议。本文拟就《晋书》的特点作些探讨。
唐太宗于贞观二十年（公元646）闰三月四日，下修史诏书：“更撰《晋书》：铨次旧闻，裁成义类，其所须可依修五代史故事，若少学士，量事追取。”①到贞观二十二年，仅用短短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编撰《晋书》集合了众家的力量和丰富的参考资料。所以刘节同志说：“足见唐初人所作晋史以前的基本材料已极丰富，现存的《晋史》算是一部好的正史”②笔者以为，《晋书》是官修的史书，与以往私撰的史书相比，特点是很明显的。
一、官修《晋书》集众人之所长
从隋唐开始，设馆修史，史籍多成于众手，所以，从古至今，许多史学家以为是《晋书》的一大弊端。唐刘知几指斥设馆修史，说众手修书，互相推委，人浮于事，虚旷时光，史料贫乏，分工不明，铨配无人。（见《史通·忤时篇》）清章学诚也对设馆修史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文史通义》内篇五史注载：“古人一书传者数家，后代数人而共成一书。夫传者广则简尽微显之法存：作者多，则牴悟复沓之弊出。”还一笔抹煞说“唐后学绝”。②刘、章虽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然而他们对官修史书的态度却是一致的。当代一些史学家对《晋书》的否定仍承袭了他们的观点。可见影响是很深远的。
与上述批评相反，对《晋书》也有比较公允的评价。如北宋的《册府元龟》、清赵翼的《廿二史劄记》。金毓黻先生对刘知几苛责《晋书》也极感诧异。④当代的李宗邺、李培栋先生也给予很高的评价。笔者认为，设馆修史并非偶然，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多故，政权屡迁，中央皇朝无力顾及编撰一事，对私人修史又不加干涉和限制，所以私人编撰之风遂盛。隋唐以后，随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和发展，史书编撰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晋书》是唐中央皇朝重视和干预下的产物，有一定的优越性。
1、官修史书在国家权力的干预下，可以保证时间，集中力量，收罗人才，分工撰录。《晋书》一百三十卷的巨著，仅用两年就编撰成了，这是私人修史所不及的。为编撰《晋书》唐朝注重收罗人才，李义府出身寒微，然有文才，被诏修《晋书》。⑤《晋书》的撰稿人很多，参加编写的共21人，其中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三人为监修，令狐德棻等18人分别担任编写，即“分工撰录”。（见《唐会要》卷六三）可见，组织分工是比较合理的。
2、不拘于时，各尽所长。唐初修《晋书》时， 根据十八位编写的才学所长分配任务。仅就新、旧《唐书》列传的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来济、李义府、李淳凤、薛元超、上官仪、李延寿、令狐德棻、敬播、李安期、李怀俨的出身和才学来看，大多数出身名门，或进士，或有家学渊源，也有出身寒微被诏修《晋书》的，如李淳凤、李义府。就其才学而言，或专长修史，或兼通军事，或畅晓时政，或精通佛儒，或擅长文学，或明天文、律历、阴阳之学，各有千秋。其余八人，也都是当时的文学名士。他们编写的《晋书》，从观点、资料、编纂方法上，都反映了时代的水平及特色。李淳凤精通天文、律历、五行，由他编撰的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具有“精核之称”。宋郑樵《通志·艺文略》载：“古者修书，出于一人之手，成于一家之学，班（固）马（司马迁）之徒是也。至唐始于众手，《晋》、《隋》二书是矣，然亦随其学术所长者而授之，未尝夺人之能，而强人之所不及，如李淳风、于志宁之徒授之以志；如颜师古、孔颖达之徒，则授之以纪传，以颜、孔博古通今，于、李明天文、地理、图籍之学。所以《晋》、《隋》二志高于古今，而隋志尤详明。”郑樵指出了官修《晋书》的优越性。它继承了后汉东观修史的成法，也实开后来官修史书的先例，是众人智慧和力量的结晶。
3、私人修史与国家设馆修史，也有“史意”与“史法”之分。我认为， 私人修史得其确证者还是从司马迁开始。这类史用太史公的话说，乃是“一家之言”，郑樵说的“一家之学”。它是史料附属于观点的。作者通过编撰史书来表达自己一整套天人、历史、政治、经济、伦理、学术等观点。官书呢？虽然也要反映当权者的思想立场，但在这方面就易于一般化，难于有什么学术个性，因此它就必然地趋于编纂史料，广罗轶闻。这是封建时代“正史”的两种倾向和特点。《晋书》则是二者的分界线，即，前四史注重“史意”（作者的倾向性），而自《晋书》始，“史意”渐渐笼统，更多地是讲起“史法”来了。如，令狐德棻、于志宁等在《晋书·载记》的文尾写上了“戎狄是膺，荆舒是惩”，“非我族类，其心必异”⑥之句，和唐太宗“朕独爱之如一”⑦恢宏的民族思想正好相反，但是，这两句古训被写了进去，未必就不合“圣意”。可见，《晋书》的“史意”是比较笼统的。
当然，官修的《晋书》，在当权者的干预下，又成众手，有回护和忌讳；一事两见或一事而传闻互异等不可避免的问题，前人顾炎武、赵翼、吕思勉等多有考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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