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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晋书》的特点(2)

二、《晋书》以十八家晋史为基础,兼采诸家之说,多而不乱,详略得当
    《晋书》杂采诸家之说,后世论者,以为是《晋书》的一大弊端,“大抵宏奖风流,以资谈柄”⑧。刘知几斥其“务多为美,聚博为功”⑨,《旧唐书·房玄龄传》议其“以广异闻”对后来影响很大。如清人郭伦严斥其“皆取舍失衷,是非瞀乱。”⑩《辞海》晋书条仍承袭了他们的观点。与上述批评相反,《册封元龟·国史部·采撰二》对《晋书》的材料来源则给予肯定的评价,说它“博考前文,傍求遗逸,芟夷莠蔓,举精其要。……以臧荣绪《晋书》为本,据摭诸家博记而附益之,爰及晋代文集,罔不毕记。”《元龟》的“罔不毕记”是对刘知几的“务多为美”的反批评。总括《晋书》的资料来源,有以下优点:
    1、《晋书》的资料主要依据十八家晋史,来源相当丰富。《玉海》卷四六载太宗贞观诏,以诸家著述未能尽善,“才非良史,书非实录”,指出了十几家晋史的弊端。《晋书》也记载了对几家晋史的评论。《王隐传》载其“文辞鄙拙,荒舛不伦”,《干宝传》载“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孙盛传》也有类似的记载,这是说明,唐初修《晋书》时,已对十八家撰史进行了考评,基本上掌握了各家的特点、优劣,是择其善者而从之。《晋书》的编撰者,对十八家晋史并非不分主次全盘抄袭,而是以藏荣绪书为蓝本,但又不局限于藏书,“参考诸家,甚为详洽”。(11)赵翼说:“必皆兼综互订,不专据一书也。”(12)
    《晋书》编写者对十八家晋史的态度,是保留了各自的优长,舍弃其弊端。《史·通书志篇》谓王隐《晋书》中有《璃异志》,《晋书》则予以取消。当然扬弃得并不彻底,还保留了统治阶级所需要宣扬的天道、鬼神、因果报应等封建糟粕故事。尽管《晋书》中有许多封建糟粕,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价值。由于《晋书》胜过了十八家晋史,所以,《晋书》成,而十八家私修晋史皆废。刘知几说:“言晋史者,皆弃旧本,竞从新撰”。
    2、晋朝国史,如起居住之类:史料杂著、野史杂史,包括晋朝旧事,五胡十六国史及杂说三种,也是唐初修《晋书》的重要参考资料。据《隋书·经籍志》载,自晋武帝至隋开皇,起居注存四十四部,一千一百七十八卷。此外,还有史料杂著、野史杂史共十七部,二百四十五卷。五胡十六国的国的国书三十家及《十六国春秋》。杂说,如晋干宝的《搜神记》、梁刘孝标所著注的《也说新语》、南齐祖冲之《述异记》等,不可枚举。当然广采异说,把一些荒诞无稽之谈收入《晋书》实属不当。《晋书》成恭杜皇后传载:“后少有姿色,然长忧无齿,有求婚者辄中止。及帝纳采之日,一夜齿尽生。”《晋书》张华、郭璞等人传记中亦有类似的记载。但这毕竟是少数。个采异说,也保留了不少有价值的文学作品,而这些作品又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现象。《晋书》卷四二王济传引《世说新语》:
    帝常幸其宅,供馔甚丰,悉贮琉璃器中。蒸豚肥美,帝问其故,答曰“以人乳饮豚。”帝色不平,食未毕而去。
    以“人乳饮豚”,这则小品,把魏晋门阀贵族的腐朽,奢侈的本性,揭露得淋漓尽致。
    综上所述,唐初修《晋书》可供采用的史料极其广泛,而编撰者又经过了一番精心选择,具有内容丰富,叙事详尽的优点。
    三、《晋书》在编纂体例上师古而不为所役,趋新而不改其规
    《晋书》的体例编纂和组织是吸取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宋书》、《魏书》、《十六国春秋》的编纂体例并加以发展的。“唐人取之,以为晋论”(13)。《晋书》体例严谨,材料安排比较合理。
    《晋书》十志完整,增设了以往许多史书中没有的食货、刑法志。《晋书》沿袭了《史记》、《汉书》、《宋书》的列传分类,类十四共列传,十分完备。而且在列传的分类表现了很好的组织方法。如桓彝子孙十六人:陶侃子孙十二人;谢尚、谢安兄弟十阮上人;王羲之子孙八人,全放到一个列传内叙述是比较恰当的。《晋书·列传十九》把阮籍、嵇康、向秀、刘伶等十人合传,是因为他们有“其进也,抚俗同尘;其退也,餐和履顺,以保天真”的共同特点。《晋书·列传二九》的八王合传,若以世次不能在一起,李慈铭《读史札记》指斥其以旧的《八王故事》把情况不同的八王归为一类。《晋书》于此传序论说:“两晋之政乱朝危,虽由时主,然而煽其风,速其祸者,咎在八王,故序言论之,总分其传耳。”清人赵翼也说:“其列传编订,亦有斟酌。”(14)
    以上可以看出,《晋书》编纂体例是吸取了前代史书的优长,“可谓择善而行,巧于师古矣”。(15)
    增设载,记实为创新。从体例上看,《汉书》把少数民族单独列传。《晋书》则有四夷传,并改“世家”为“载记”,记载少数民族政权的兴亡情况。沈约《宋书》有夷蛮传,无载记,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即将十国事用“世家”的名称记载。《晋书》载记史料和体例,来源于崔洪的《十六国春秋》。可是这部书南宋以后散失了,有关十六国时期的史料全靠《晋书》载记来提供。清赵翼说:“诸僭伪载记,尤简而不漏,详而不芜,视《十六国春秋》不可同日语也”(16)《晋书》载记的增设,不仅灵活适应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复杂的政治形势和民族关系,也反映了唐代的大一统思想。在魏晋南北动荡之秋,少数民族纷纷入侵中原,并建立政权。“五胡十六国”的历史,头绪繁多,史料破碎,本来就不易搞清楚。这些国家既不隶属晋朝,当然不便列入本纪、列传中去。但这些政权是与西晋和东晋同时或连续存在的,又不能不载入历史,所以就用了“载记”这个名目。创载记,以记诸国,这是《晋书》的一大优点。尽管载记有些不足,如条理不清,叙事过繁,等等,其创立,具有独到之处,为后来编纂史书,特别是编纂“正史”提供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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