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的职能何在？是近年来人们颇为关心的问题。不少人说：物理学、数学、化学可以带来科学的繁荣，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经济学指导人们如何管理企业，哲学可以启迪人们的思想，文学艺术给人们提供精神食粮。只有历史学，在现代文明里，显得老态龙钟，不合时宜。当然，这是史学门外人士的看法。作为史学工作者，自然不会不承认史学社会作用的客观性。但问题是，史学职能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它与现实的关系又是如何？并不是每一个史学工作者都十分明确的。近些年虽有些文章论及这类问题，但终未给人以满意的解释。笔者认为，要认清史学的社会价值所在，首先应该对史学的职能进行分类，然后分析各种职能与社会现实的相互关系。
一、史学的教育性职能。
史学从产生之日起，就体现出它的社会教育作用。古国古代的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记言记事的目的都是为了垂训后世。《尚书》颂尧舜文武周公，贬夏桀商纣，旨在扬善抑恶。《春秋》文约意简，但同样寓褒贬于笔端。尔后的司马迁、班固等人更是强调道德训世作用。刘知几主张写人物应以政绩德行为主，从而提出取材五要：“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①古代西方史学也是一开始就富有浓郁的教育意味，希罗多德在其不朽名作《希波战争史》中开宗明义地说，他“之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所达到的那些伟大成就，使之不致因为年代久远而湮灭不彰，为了使希腊人和外邦人的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光彩”。修昔底德也认为，通过读史，人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道德教益。古罗马史家李维认为：“历史研究之所以富于教益，主要在于：从历史上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经验教训，它恰似一座岸然的丰碑矗立在人们眼前。从中，人们可为自己或自己的国家选择应仿效的榜样，也可以从中吸取前车之鉴，注意杜绝罪恶的观念和可耻的行为。”②基于这种观点，李维的著作主要是歌颂古代罗马人勇敢顽强、纯朴敦厚的优秀品质。他笔下的英雄人物，个个都是社会道德的楷模。古罗马另一史家塔西陀认为，写历史主要是记载那些特别高尚的或特别恶劣的人或事。”只有这样，才符合撰写历史的宗旨。这就是保存人们所建立的功业，并且使邪恶的言行对后世的责难而有所畏惧。”③
二十世纪的今天，尽管历史学一失它原来的显学地位，但它的道德垂训职能依然焕发出自身的光焰。白寿彝先生在概括当今史学的垂训作用时说：“学习历史，帮助人们从青少年起一直到老死为止如何做人，帮助人们了解或理解做人的道理。”④读史可以指导人们为人处世，实质上是通过史书，让人们懂得何者为恶，何者为善，并从先辈的言行动静中得到行为的楷模，亦如《周易》所言，“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事实上，我们当代的史学职能，很大一部分是体现在这一方面。如现在各高校都开设中共党史（或称中国革命史）课程，其目的主要是通过党史的学习，让青年学生学习革命先辈艰苦创业精神。尤其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事迹，至今还鼓舞着广大青年蓬勃向上。
可以说，史学的道德垂训作用是其教育职能的主要方面。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同时，史学教育性职能还表现在其他方面。
其一表现为爱国主义教育，人类一跨进文明社会的门槛，热爱国家，为国献身就被认为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相应地，历史学自古以来也就负有一种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培养人们爱国主义情感的社会使命。一方面，通过对历史上众多爱国者事迹的记叙，激起后人的爱国主义热情；另一方面，把本民族本国家受侵略受奴役的历史告诉后人，用血和泪的事实唤起他们捍卫国家的责任感。司马迁写屈原：“虽流放，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并说：屈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由于司马迁的记载，屈原这一爱国主义形象虽经两千多年，但仍不减他烁烁光彩。每当国难当头，无数仁人志士便以屈原等先辈为榜样，为国为民，死而后已。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华民族在西方列强的欺侮下，灾难深重。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些年，为了调动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党中央号召全国上下学习中国近代史，从斑斑血泪的历史记忆里，鼓舞人们奋发图强的精神。
其二表现为借鉴作用。史学这一社会作用，早被人们所认识。西周初年，周天子就说：“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⑤《国语·周语下》说：“启先王之遗训，省其典图刑法，而观其废兴者，皆可知也”。这些记载，说明早在先秦时代，我国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便懂得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了。往后，借鉴作用就作为历史学的重要功能而服务于世。司马迁就说过：“述往事，知来者。”⑥明确表示他著史明道，以达王事，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更为著名的是唐太宗李世民的一段话，“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宋代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旨在使皇帝能够“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今天的史学，其借鉴作用仍不失它原有的意义。毛泽东同志曾多次在党内倡导多读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使工作少犯错误。特别在今天全国改革的历史洪流中，如何将中国引向一条政治上民主、经济上富强的道路，关键就是要求我们的方针政策符合中国的国情。所谓国情，一是现实的、横断面的，二是纵向的、历史线性的。如果我们在制订方针政策时，不考虑我国特有的历史面貌，则难免不犯错误。五八年的经济冒进，文革十年的政治灾难，都是因为忽视了历史的前车之鉴，忽视了中国具体的国情而吃了大亏。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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