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的学术性职能第二种表现形式，是历史学家通过对以往历史的分析归纳，概括出某些合规律的东西，即我们常说的历史哲学，或历史理论。古代人只是记载历史，至于历史是怎样发展的，却很少顾及。随着近代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繁荣，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在西方学术史上，维科是第一个认真思考历史哲学的人。他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其中经由了天神时代、英雄时代和凡人时代，三个时代循环运转，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运动。其后，黑格尔等人也在不同角度探寻历史规律，特别是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历史唯物主义史家们从社会经济角度，阐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原因，为人们正确认识历史提供了一把金钥匙。虽然二十世纪初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历史理论家，如克罗齐、科林伍德、汤因比等，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仍然富有强大的生命力。不但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学界运用它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就连欧美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不得不深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论的影响。
我国古代史学重视章句之学，轻视理论思维，虽说王船山等人对社会发展规律有些朦胧的认识，但远远构不成历史理论。只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史学界这块园地才开出唯物史观的理论之花。李大钊、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等老一辈史学家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历史研究，遂把史学理论工作引向深入。特别是在肃清了“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影响后，广大史学工作者越来越对史学理论感兴趣，都试图从宏观方面把握历史发展规律。
在今天，历史学首先是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被人们所接受。因之，它必须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讲求严谨性和科学性。过去，我们的历史研究，不论是微观，还是宏观，都存在着不严谨、欠科学的问题。其一，某些微观研究不是研究、考订那些有意义有价值的历史事件和典章制度，而是考证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其二，有些史学理论的文章，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解释历史，用理论之光照耀历史研究的殿堂，而是生搬硬套，教条式的注解和阐述，甚至打经典仗，违背了理论科学的基本原则。
史学的学术性职能，体现了史学的相对独立性，它不依现实的政治生活为转移。它的宗旨是客观地解释历史、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及为人们正确认识历史提供理论依据。因之，追求真理是史学学术性职能的总体目标。譬如，《左传》作者考、司马迁出生年代考、我国初置宰相年代考等等，都是纯学术性的，丝毫没有任何现实意义，更无任何政治目的。至于宏观史学，往往容易被人们误认为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人们这种误会，是由于我们国内长期以来历史研究的不严肃性造成的。影射史学、政治图解式史学，严重地败坏了历史研究的社会声誉。事实上，我们从事宏观史学研究，根本目的是为了深入认识人类社会运动规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点也正在于此。所以我们说，从本质上看，宏观史学研究同样是纯学术性的。因之，我们只能用已被认识的历史规律指导现实工作，而不能抱着现实的目的去从事历史规律的探讨。
三、史学的实用性职能
近两年，有的文章开始用“应用史学”这一名词。所谓应用史学，就是讲的史学实用性职能。史学是否应该为现实服务，是我国史学界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的理论问题之一。这个问题之所以未得到最终的解决，关键是如何看待史学的实用性职能。笔者认为，史学的实用性职能是客观的，它是史学服务于社会的一种形式，当人们需要解决一个直接与历史有关的现实问题时，我们必须借助历史，通过查阅历史资料，进行历史分析，然后得出解决问题的结论。如解决中苏边界问题，我们必须回溯到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从而得出结论：黑龙江流域及库页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又如台湾问题。台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有一段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占据台湾和有人想搞一中一台，而否定台湾是中国的领地。为此，我国史学界经过考证，摆事实，从三国孙吴政权派军经营台湾岛的历史讲起，以说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为此，刘大年、丁名楠、余绳武三同志合著了《台湾历史概述》，王芸同志写了《台湾史话》。再如，一九五三年，党中央发出根治黄河的口号后，历史学家岑仲勉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研究了黄河的河源、河道的变迁、以及历代统治阶级治理黄河的经验教训，写成《黄河变迁史》，为治理黄河工程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现实需要史学，史学为某些现实问题提供历史依据，并不是说史学是现实的附庸和婢女。它是一门社会科学，科学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它的最终目的是寻求历史真实。即使为现实提供依据，也应当是历史的真相，而不是为了迎合现实而曲解历史、伪造历史。笔者认为，要充分发挥史学的实用性职能，有两点值得我们必须注意。第一点，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要尊重历史，不要为着某种目的而曲解历史。前些年，由于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我国史学界误入歧途，史学被拴在现实政治斗争的大车上，颠倒是非者有之，混淆黑白者有之，歪曲甚至假造历史者也有之，极大地破坏了历史学的严肃性和科学性。我们说，这不是历史学。更准确地说，这不是历史科学所应有的东西。第二点是不要把历史研究庸俗化。关于这一点，过去不曾有人注意过。我们说，史学可为现实服务，为现实提供依据和前鉴。但并不是说每一个现实问题都要从历史中找答案和原型。历史是发展的，时刻都在创新，它不是简单的重复。因而，我们在看待历史同现实的关系时，绝不能把它们作简单的类比或庸俗的附会。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说：“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邓小平同志这段话虽然指的是文学艺术，但对于历史研究工作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它间接地告诉我们，史学虽有实用性职能，但又不能把史学同当前每一个具体的政治任务联系起来。如果把史学同现行政治生活结合得过于紧密，便不免显得庸俗和浅薄。“四人帮”那阵子的史学工作，就是这样一种庸俗史学。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史学研究渐渐走向正道。但又毋庸讳言，过去那种庸俗史学的遗风还在——还在不自觉地影响着一部分史学工作者。如为了配合现在的改革浪潮，有的史学工作者就撰文，题为“大禹的改革与治水”。大禹治水成功，确与他改革有关。但他改阻为疏，只是一念之功，岂可与今日中国政治、经济、教育、科技全面改革同日而语。而且，今天的改革，其社会背景和内容比当年大禹治水时的历史不知要复杂多少倍，我们有什么必要从大禹身上去吸取经验教训呢？又如，现在搞双增双节运动，为了迎合形势，有的史学工作者又在写历史上的双增双节。双增双节，是多么明了的事情，道理之简单，委实没有必要再从历史上替它找根据、寻渊源。这种庸俗化史学文章，作者或许自认为跟上了形势，殊不知其结果是使人看了生厌、觉得庸俗。
史学的教育性职能、学术性职能是长期性的。稳定性的。历史上一个英雄形象可以光照千秋，一种有价值的史学理论和一个有价值的史实考证，有益于以后的历史研究。但实用性职能的史学只能表现为阶段性、非稳定性。即为了某种现实目的而从事的历史研究，它本身是建立在这一现实事物的生命力基础上。这一现实问题一经解决，那么赋于这一内容的历史研究工作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如台湾问题的研究，在当时其现实意义是毋容置疑的。但将来如果台湾回归祖国，国际上再不存在有关台湾问题的分歧意见，那么再去研究台湾所属问题的历史沿革，就毫无意义了。
因之，笔者认为，要弄清史学对社会的具体贡献，必须把它的职能分为若干方面，然后找出各个职能的基本特点，进而规定它们与现实生活的相互关系。不这样做，我们难免不陷入思维上的混乱。因此，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确有引起史学界重视和研讨的必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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