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历史学的“人文性”与“客观性”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承继着“拨乱反正”时期对史学“科学性”的强调，历史学之为科学还是一个完全正面的价值。历史学为人们提供改造现实之理论工具--历史规律，仍然是大多数史家对历史学功能的最高设定。那么，历史学不可摆脱也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岂不会与科学的“客观性”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吗？甚至有学者认为这个问题是对“实证”观念的修正所带来的最大困惑。[19];[20]然而，如果不能把握对“实证”观念的批判所带来的真正启示，而对历史学的性质、历史学的“求真”目标、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加以新的理解，那么，这一“困惑”恐怕只能将问题带入理论的迷途，引出一些论辩和推理的游戏。90年代以后有关历史学之“人文性”和“客观性”的讨论进一步将对“实证”观念的批判和反省推向深入。
对历史认知的主体性的确认，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对历史认知相对性的承认。由于担心相对主义可能带来“随时变换的奇怪主张”的泛滥，当时大多数学者虽然否定了纯客观的“历史事实”，但却不肯放弃对一种纯粹的“客观真相”的设定。在他们看来，这个“客观真相”尽管可以被不断接近，但却永远不能企及。“客观真相”仿佛是历史学家的上帝，尽管遥不可及，但却为历史知识的客观性，也为历史学的科学尊严提供了保障。在这一想法中，有一个基本的设定：关于历史世界的“真理”只能是符合论意义上的“真理”，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能否成为“知识”，其终极标准在于它是否符合“客观实在”的、“确定不变”的历史本来面目。这仍然是将历史学等同于科学，将衡量科学知识的标准用来衡量历史知识。
然而，历史认识之不同于科学认识的关键特质，在于它是“自我认识”：对于认知者来说，他的认识对象--历史世界不是纯客观化的存在，而是一种“切己”的存在，借用一种文学式的表达：“无尽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与我有关”，这种“切己”感是人文学术的“人文”性质的真正来源。历史认识之所以不可避免当下主体的参与和渗透，其关键也在于历史认识是人的自我认识，而这一自我认识指向人的自我确定、自我阐发和自我塑造。那么，有关“自我”的“真理”就不能只是符合“真相”的“知识”，而必须能够转化为一种自我创造的精神力量。所以说，历史认识不会停留于确定“发生了什么”，而是必须要追究“为什么发生”以及“对于我们来说，产生了什么影响，具有什么意义”。确实的过去的事物与今天生活的关联，是通过“理解”和“解释”呈现的，在“解释”中，“过去”复活了，并参与“现实”的自我塑造。每一种对于“过去”与“现在”之关联的解释，往往对应着一种对“现实”之“应然”的看法，对应着一种对“现实”的理性选择，对应着一种可能的“未来”。也就是说，每一种“解释”背后都有一种价值观。只要我们承认现实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选择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流程是有一定的开放性的，那么，“解释”作为一种“意义结构”也就具有开放性和可能性。正如很难说“自我”有确定的“实相”，有关“过去”之“为什么”以及“影响”、“意义”，也很难说存在着一种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确定不变”的标准答案。史学之“求真”并不是追求“主观”与“客观”的完全符合而得到一种“标准”的解释，因为“解释”的不确定性恰恰是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对历史流程的“解释”能够不断阐发生活中新的“意义”，阐发潜藏于历史的新的力量，能够打破“现实”的固结而开创可能性。历史认知的“主体性”正对应着历史创造的“主体性”，尽管无论是“阐发”还是“创造”皆有一定的限制。
如果一个史家基于对自身时代问题的独特敏感，在向历史追问的过程中真正“理解”到现在“发生了什么”，由此获得了一种对自身境况的重要而独到的洞见；如果他能够通过对历史演进的解释，建构起“过去”与“现在”的一种关联，从而使“过去”成为一种对于我们具有重大意义的存在，使我们的时代获得精神自觉，使自我认识成为一种自我塑造、自我导引的力量；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位史家真正捕捉到了历史真实。“求真”作为一种捕捉历史真实的能力，其与构建历史联系的能力，使“过去”与“现实”会合的能力，以及使“现实”获得启示的能力，经常是一回事。关于历史知识之不同于科学知识的性质，以及衡量其价值的特殊标准，是西方历史哲学史上的重要课题，许多西方思想家对此作出过富有洞见的阐述。在这里，我无意于进行综合复述，只是想指出，在历史学的认知对象--人类事物之中，什么是“确定不变的”、“客观实在的”，这的确是一个需要辨析的复杂问题，绝不能以常识感的“实相”一语蔽之，而史学所求之“真”也并不限于符合论意义上的“真”。如果把符合论意义上的“真实”当成是衡量历史知识的最高标准，那么，历史知识就只能限于能够严格实证的单个历史证据。
在90年代以后，何兆武著文对上述“无限趋近真理说”提出明确的质疑和批驳，引起了一定反响。他指出：“历史学本身包含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史实的认定，第二个层次是对第一个层次的理解或诠释。”“这后一种工作就需要历史学家以自己的心灵去捕捉历史的精神……这个过程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历史学家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他的思想和他的精神。”“在历史学中，史实和对史实的理解以及对这种理解的反思，在历史学家的思想意识里是交互为一体的，它们统一于历史学家的人文价值观，而任何人文价值的理想都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假设，它不可能用经验加以证实或证伪……然而它对于历史学却是不可或缺的前提。……对于这种前提，任何纯理性、纯科学或纯技术的操作都是无能为力的。那些操作可以有助于澄清我们的思路，但不能提供我们的思想或价值观。”[21]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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