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有人会说，考古学是一门实用技术很强的科学，它没有什么随意性的理论色彩，不需要趋时鹜新的自省。又或许有人说，中国考古学界现在经常派人出去同外部世界沟通，不必重辟草茉，另植异种。或许还有人会说，建国以来考古学从原来的地层学方法到现在的放射性碳素断代方法，不就是考古学的一场变革吗？这三个问题实际已贯穿在中国考古学的不成熟性里。
首先，考古学是文化人类学的科学领域，其任务是依据人类活动和自然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遗迹，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向。不管是史前考古学、历史考古学，还是田野考古学、特殊考古学（如宗教考古、航空考古、水下考古、美术考古等），都有着理论性的研究和解释，用以阐明包含在各种考古资料中的线性关系与非线性关系。正因为它有着和需要系统的理论，建国后我们才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作为指导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基础。然而，由于僵化的一元决定论的扭曲与抽象教条的空洞结论，造成许多具体的考古研究问题不能从理论思维上深入探讨，对此考古学界近年并没有进行认真的反省，也没有通过探索、论争来检验其是否正确，更不要说形成独自专门的理论体系，也不敢吸收诸如西方“新考古学派”中一些反传统理论模式的精华。我们的考古工作者不是根据最新的发掘收获去审视原有的定势理论，而是沉溺于书本中固定的观点、范畴来评判当代考古成果，往往仅凭一些零散的遗物、遗迹孜孜矻矻地推断社会关系。这种“方枘圆凿”无所不包的方法，愈来愈在考古研究衍生出的各个分支中显出困窘。只强调考古实用技术和卷帙浩繁的发掘报告，而不形成体大思精的理论体系，这正是一个学科不成熟的表现。
其次，由于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持续的充分容纳与外部世界沟通和勇敢地实行考古研究变革的开放的大人文环境，常常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所以尽管这几年中国考古学与其他国家有了交流，但这种交流有相当的距离，真正在国外进行不同地域人类文明进程考古研究的还极少。到目前为止，全国高校考古专业开设“世界考古学”课程的几乎没有，更没有提供人们学习的世界考古专著与教材。许多人在微观上不清楚国外考古新学科的研究范围，在宏观上不了解战后各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即使近年来的零散报道，也是细节介绍太少，浮光掠影而已。有些人甚至担心外部世界的信息沟通和变革要求会使中国考古学失去自信与特色，因而躺到“灿烂的中国文明”上去拒绝汇入现代人类文明与科学。这也正是中国考古学陷入固步自封而不能拓宽现代化理论研究的一个原因。没有对比就没有发展，没有反省就没有变革，关起门来搞研究，不从各个角度同其他国家交往、交流和汇合，最终会使考古学本身走向衰落。
再次，建国以来中国考古学虽然在方法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整体科学技术的落后和经济的贫穷，仍以地层学和类型学等传统方法作为考古研究的主流。1965年底建成的第一个放射性碳素断代实验室，在1972年开始公布数据。尽管它为建立多种文化类型的年代提供了比旧的断代方法较为可靠的依据，但正负相差过大，并不是唯一的科学根据。更多的现代自然科学方法并未被广泛采用，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定量研究没有被应用。一些先进的测定方法如中子活化分析、电子探针显微分析、穆斯堡尔谱分析、同位素质谱分析等，只能在个别研究单位使用。全国考古研究方法整体上相当落后，致使新一代考古工作者对研究本身产生了冷淡，也使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最紧密的考古学科没有及时崛起，延缓了考古学的成熟。而目前的考古学界并没有对研究方法的落后发生危机感、紧迫感，更谈不上面向未来的超前研究预测，这当然与我们不能深刻反省自己的知识结构、思维水平和精神素质有关。
不过，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关注中国考古学的不成熟性，俞伟超先生认为中国考古学“的确还不能算是真正的黄金时代，因为国际范围内一系列考古学的新方法、新概念，在我国尚未使用或理解，甚至是很不了解”。“一当我国的考古学科能普遍使用新的科技手段来大量取得从前根本无法得到的新信息并有能力加以处理时，考古发掘工作便能得到远为广阔和深入的认识；也就是说，一当我国现有的传统考古学汲取到了‘新考古学’的合理内核时，这个黄金时代才算真正来到了”①。这个“黄金时代”当然是指中国考古学的成熟，它应该包含两方面的内容：既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独立的理论体系，又有较现代的科学研究方法。
考古学界凝固老化的传统研究方法和落后于与世界对话的水平，使人不安，中国考古学研究需要从不成熟走向成熟。这要经过理性的反省、自由的探索、知识的调整。我无意否定中国考古学已取得的成绩，但我更期待在不久的将来，看到一个逐渐成熟起来的中国考古学研究体系，它既不自惭形秽又不自以为是，既保持着新学科的朝气又克服了自身的不足，在国际考古领域里显出自己独特而成熟的风度，为人类文明做出划时代的贡献。
注释：
①俞伟超：《我国考古工作者的历史使命》，《瞭望》1987年第4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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