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体制发展经济的方法重视的是由上而下的命令、指令、指示的领导方式，企业自主权极小，生产很少考虑社会实际需要和根本改善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新公布的史实揭示了人民、尤其是千百万农民为农业集体化所付出的巨大经济代价的真相。“贫穷的农民在挨饿，其财产甚至连茶具和毯子都得卖掉……”这是作家肖洛霍夫当年致斯大林的信。所以，比较列宁所提出，布哈林所坚持的新经济政策，一些史学家提出：如果按照这条路走，我们的路是否会“更轻松、更富有人性，更卓有成效”？旧体制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战略已经丧失了其最后一点潜力，且越往后越拉大了苏联和世界先进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生活水平的差距，因此改革是不可避免的了。
“选择另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结论并非得到所有苏联学者的同意，但这个问题提出本身却有极大意义。“不能重新设计历史的发展道路”曾经是苏联史学界的一条戒律。当年有人提出16世纪的俄国并非只能建立无限制的专制王权，还具有选择英国式的国会制可能的观点曾遭到史学界一致批判。这个论点当然还需进一步完善和验证，但它无疑为史学研究开创了新领域，更为总结历史经验以利于改革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
苏联历史上也曾有过几次试图冲破斯大林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的经济改革，其改革方向、措施、手段和今天的改革都极为相似。但这些改革最终都遭到失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三年后也走到了一个进退维谷的境地，是否又会出现重演的历史？这里最重要的是要吸取前几次改革的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本是历史科学最主要的功能，但这须有一个前提，即历史学家能有充分自由研究、争鸣的学术环境。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史学研究领域禁区重重，不仅为苏联历史留下了一大片“空白区”，把历史学变成了仅仅为中央文件作注释或为领导人树碑立传的工具。例如，赫鲁晓夫神秘的上台和下台成为苏联史上一大空白点，而勃列日涅夫在卫国战争中曾经参加过的一次不起眼的小的战役又被夸大为可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列宁格勒保卫战相提并论的战役。这样的历史！谈何总结历史经验。今天，苏共领导提出在苏联历史研究中“不应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目的也是为了史学家大胆解放思想，正确总结以往改革的经验和教训。
马克思曾说过，“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比较这几次改革，苏联史学家得出结论：未能广泛发展社会民主化是赫鲁晓夫及勃列日涅夫改革失败最主要原因。他们改革的特点是只注重机构改革效应，这是一种崇拜和迷信党和国家机关权力的观念，而不能确立起新的民主式的工作方式。一度“解冻”的思想文化领域很快又封闭起来，一些有独立见解的思想和不被理解的艺术形式都被宣布为对国家是危险的。公开性、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民主生活的起码内容都不存在，这样他们失去了知识阶层这个可靠的支持力量。提拨干部的非民主性质及选举制，责任制的不健全使一向不被重视的人民始终未能被广泛吸引参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管理，而没有人民法律意识和社会舆论的复兴，不可能真正触及“个人崇拜”制度的根源。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改革的命运被系于高层力量的配置上，当官僚阶层抵制党和政府的民主化进程、抵制工农业改革时，这个命运就受到威胁了。戈尔巴乔夫对此有一段很好的总结：“我们遭受的许多损失是由于过去我们的改革在苏联社会民主化方面没有广泛的政治改革作后盾。”
所以今天苏联在改革中明确提出了政治民主化和经济民主化的口号，即要使政权成为真正的而不是宣言式的人民政权，使生产资料真正的而不是形式上的社会化，使劳动人民成为名符其实的国家主人。
历史是十分复杂、又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任务在于发现和验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预示社会发展的方向。在这里历史学鉴往知来的作用特别明显。最近苏共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出台的政治体制方案，如关于党政分家，扩大苏维埃权力、干部的任期制和选举制，企业劳动集体自治等等方面，毫无疑问是受到当前全国范围内重新评价历史问题的启示，苏联领导人直接评述道：是历史的教训，生活本身及总结改革最初阶段的经验才注意到政治体制改革应占据当前中心位置。
当然，在深化政治经济改革中，如果无视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在其中所起作用，那也过分夸大了历史学的功能。但如果我们说在总结历史经验，阐明社会发展规律、预示前进方向以利于改革的进行，历史学有着其他任何学科不能替代的独特作用，恐怕并不过分，这对当前我国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苏联重新评价历史问题的核心是针对以斯大林模式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斯大林模式曾对社会主义各国包括中国起过极其巨大的影响。这个模式在社会主义初期曾对生产发展有过一定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其阻碍作用日益明显。因此战后社会主义各国大都逐渐抛弃斯大林模式，实施改革。从各国改革实践来看，对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病认识较深，经济改革措施相对也较彻底，但对斯大斯模式中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触动较少，直接导致了官僚主义阶层的滋生，人民真正主人翁地位的削弱，社会民主生活的破坏，社会道德的堕落……当前我国改革中出现的各种腐败现象，诸如假公济私、官商合一、弄权渎职、敲榨勒索、贪污受贿……这一切无不和旧体制的影响有关。而这个旧体制和斯大林模式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正如苏联当前重评历史的实践证明，在进一步肃清斯大林模式的影响，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中，中国史学家是任重而道远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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