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历史活动中，挫折情景经常出现。它蕴示的意义是人们在某种动机推动下所要达到的目标受到阻碍，并因此而滋生出紧张焦虑状态与情绪反应。造成挫折情景的因素多种多样，引起挫折情境的轻重程度各不相同，不同的个人与群体对挫折情境的反应也有很大差异。这三者构成挫折圈的运行机制。
导致挫折情景的原因有三类：一是在无法抗御的自然环境变化影响之下，人们预期目标无法达到，遂产生挫折感。如西汉中期黄河水决瓠子口，为害二十余年。武帝亲临决口，措施几出，却一直无效，便产生严重的挫折感，遂作《瓠子河》以抒郁怀：“瓠子决兮将奈何？皇谓河公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①二是由社会因素导致的挫折情景，其影响较之前者更为普遍和深刻。如人际关系的紧张，集团利益的冲突，世情、风俗、习惯的影响，等等，均可造成挫折情景。东晋初。中原士族王导欲与江南士族陆玩通婚，自视甚高的陆玩毫不客气地予以回绝，王导“思结人情”的通婚欲望遂遭受挫折。三是因个人自身的因素如才智、体能、生理状况、心理状况等与其所期望目标之间差异，引起了挫折情景。德国哲学家尼采自幼体弱多病，性格内向，因此他在自己婚姻的选择上格外胆怯。在这个问题上，他始终处在极度痛苦的挫折情绪中，以至终生不婚。
在遭遇挫折情境时，能摆脱挫折困扰而避免心理与行为失常的能力，是挫折耐受力。从主体角度看，挫折耐受力既受个体先天遗传及生理条件影响，也受主体过去的挫折经验及其对挫折的主观判断的左右。从客体角度看，挫折承受力取决于四种因素：挫折驱力的强弱；挫折驱力涉及范围的大小；挫折出现的频率；伴随主体反应可能出现的挫折加重或挫折减低以至消失的程度。
归纳和分析社会历史现象，个体和群体对挫折情境的反应可区分为两种类型：应激反应和应缓反应。前者是在挫折出现后很快产生的一系列紧急的心理防御机制；后者则是在挫折出现后相当长的时间之后产生的反应，挫折情境在此时一般是相当小的，集中表现为时隐时现的心理焦虑。
应激反应十一种表现：
一、攻击机制。生理学和心理学研究证明，攻击行为是人本能的一种释放②。就个体而言，具有胆汁质或多血质者易于唤起攻击情绪；就群体而言，产生攻击行为者具有较为强烈的自信意识。攻击行为系一种强度很高的反应，往往能导致破坏性后果。攻击行为直接指向构成挫折的人或物，是为直接攻击。在政治生活领域中，如汉代党人李固、范滂与宦官集团、明代后期顾宪成、左光斗等东林党人与阉党的攻讦与反攻讦，对双方而言均属直接攻击行为。在军事活动与文明的交流撞击中，也常可见到直接攻击行为。由于攻击行为寻觅不到目标，或因主体对遭受惩罚的恐惧。无法将攻击冲动施加到引起挫折的人与物身上，便可产生间接攻击行为，即寻找一一替代物来渲泄怒气，使心理平衡得以保持。东汉时人苏不韦之父为李暠所杀，苏不韦欲手刃仇人雪恨，但屡不得手，因此“砍暠卧具”，杀“其妾并及小儿”以泄其愤③。
有效的攻击行为往往能一举消除挫折；直接攻击行为受挫和间接攻击行为的主动增强，都可能导致攻击行为的弱化；无效的攻击行为则可能引起人们应激反应的转移。
二、文饰机制。亦即“合理化（或谓酸葡萄）作用”。集中表现为个人或群体对其受挫原因作出貌似合理、目的在于解释自己不能应付挫折是正当的种种理由，但这些理由却常是荒谬可笑的。文饰机制对于减轻或消弭受挫主体的心理不平衡状态是有益的，但对于改变引起受挫的客观原因却无能为力，甚或加剧挫折情境。证诸个人、群体无不如此。文饰机制犹如一剂销魂汤，使主体任应战的机运与时间从眼底逝去。从本质上看，这是一种不良的应激反应，文饰机制的进一步发展，则可导致以自我封闭、自我欣赏为特征的个体或群体自恋心理的强化。在晚清时期社会动荡、东西文化撞击的浪潮中，封建士大夫阶层中大多数成员在挑战接踵而至、应战迭受挫折的情景中，继续津津乐道“文崇近臣，不当崇尚技能，师法夷裔”。他们声称：“事非先圣昔贤之所论述，物非六经典籍之所记载，学者不得过而问焉。”④这一具有高度文化素养（尽管是传统的）的群体对一切改革谋新的措施都抱有近乎本能的反感，并以中国历史上的种种光荣作为心理防卫的基础。翁同和在其日记中记下了同文馆创办后“京师口语藉藉”的场面：“或贴纸于门前，以俚语笑骂：‘胡闹，胡闹！人都从了天主教。’或作对句：‘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又曰：‘孔门弟子，鬼谷先生。’”这一情状几乎贯穿整个十九世纪后半叶，一些学者力倡“西学源于中学说”，以减轻心理挫折感。江标说：“凡诸西学之急需，皆我中邦之素习。盖格致之学，本《大学》之所兆基。特机械之心。为我儒所不尚耳”，因此，接受西学“并非舍己而从人，背师而他学也”⑤。皮锡瑞则坚定地认为：“西学出于中国，本周秦诸子之遗，庄、列、关尹诸书所载，是其明证。《史记》、《汉书》皆云七国之乱，畴人子弟，分散海外。大约此时中国失传而外国得之。今仍传入中国。”⑥而某些清醒之士如郭嵩焘则成了时代悲剧的主角。显而易见，正是由于中、上层人士中文饰机制和自恋倾向的弥漫不散，使得清朝统治集团无力应付来自外界和自身的严重挑战，坐视种种危机渐趋深重。这一切构成了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大心理障碍，也使中国近代化推行遇到的困难异乎寻常。
三、否认机制。否认机制是个体或群体通过不承认令人痛苦的事实的客观存在，以逃避心理上的不要与紧张。这也是一种对挫折的消极反应，它比文饰机制更易于加剧挫挫折景的恶化。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统一王朝——秦王朝的迅速覆亡，就与最高决策者对痛苦和困难采取的否认态度有很大关系。秦始皇三十七年，始皇出巡，“至平原津而病”。在此次出游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皇不懈地谋求仙方仙药，他畏惧死亡，厌恶死亡，因此对疾病可能导致的后果采取绝不承认的态度，“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之后，病情益危。在仓促之中，他写了玺书给公子扶苏，上云：“与丧会咸阳葬。”可见，始皇欲以扶苏为皇位继承者。但由于他迅速死去，此玺书便留在赵高、胡亥、李斯手中，他们把玺书改为：立胡亥为太子，赐公子扶苏、大将蒙恬等人死。若非秦始皇对所患重病采取否认态度，在尚能控制局面时完成权力的正常交替，则胡亥继位、赵高专权局面出现的可能性是极小的。秦二世继位后，陈胜揭竿而起，天下四起响应。二世闻报召臣僚商议，多数人意识到事态严重性，主张“急发兵击之”。但二世却不愿承认这一事实的存在，他闻听臣下极言义军声势浩大，“怒，作色”。处事圆猾的叔孙通迎合其心理，说：“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二世听后大为高兴，对叔孙通恩宠备加，而把讲真话的人全部下狱⑦。可见秦王朝最高决策者的第一次否认机制，导致了统治阶层内部权力交替过程的混乱，这种混乱事实上带有政变性质，它直接决定了未来继位者在决策时将产生暴戾与昏愦倾向。第二次否认机制导致最高统治阶层内部不可能及时制订出镇压起义措施，大大加速了秦王朝的覆亡。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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