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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两河流域新年礼俗、观念及其政治功能的演进(3)


    三、古代两河流域新年庆祝活动的政治功能
    伴随着古代两河流域国家的日益发展壮大,新年庆祝活动的政治特征日益突出。首先,它是国家政治宣传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王与众神神像在首都巡游,军队、战俘、地方政府和被征服地区进贡的贡品以及众多战利品依次亮相于该庆典环节,向民众展示国家的强大,国王的功绩,[5]昭示王权统治的正统性。新巴比伦时期的新年庆典第五天的主要活动是王权确认和更新仪式,王被剥除一切象征国王身份的衣物和服饰,受到祭司的责打羞辱,他需要向神祇报告一年的功过得失,借以获得神祇的认可,并重新获得王权。在最后一天举行的圣婚仪式可能也具有相同蕴意,国王通过与神祇(可能由王后或女祭司扮演)发生肉体关系,获取神力,再次确认自身的神圣出身。在活动后期有王执马杜克神之手的行为,也是神赐王权的象征。类似仪式在苏美尔新年庆祝活动中也曾经出现,南塞赞美诗中描绘新年期间,神庙官员及祭司向神祇汇报一年的工作以期重新获得在神庙的职位,这应该在后期发展成为国王专有的程序。圣婚仪式在乌尔第三王朝国王舒尔吉的王室赞美诗中也已经出现,不过是否是在新年庆祝活动中进行尚不明确,但是这说明国王与女神发生肉体关系获取神力或神祇认可的传统十分悠久。此外,国王在庆祝活动中向神祇供献战利品、向下属分配收获物和战利品、主持祭祀活动和占卜仪式等在在向全体臣民宣示着王权的权威和正统。
    其次,它是表现国家政治统治的晴雨表。庆祝活动中,来自各地的神祇神像齐聚首都,其中有部分新政府地区的神祇神像及随从官员,这是向民众传达国王功绩的最好机会,同时也是这些地区宣誓效忠国王的机会。新年庆祝活动可能是地方政府及附属国向国王确认效忠的场合,是国王宣扬自身统治功绩的场合。[6]这一点在临近的赫梯国家的新年庆祝活动中也有表现。赫梯国王在新年庆祝活动,包括其他的国家性节日活动中,一般在多个城市间巡行,举行众多祭神仪式,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国王巡行,是对领土主权的宣示,只不过赫梯国王的宣示通过祭祀主要宗教神祇体现,这些神祇和城市代表多元民族和文化传统,是国家和文化统一的标志。[7]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战功卓著,他同时大力修缮各级各类神庙,新年庆祝活动也是极尽奢华,不遗余力地向臣民展示自身的赫赫战功。另一方面,战争和战乱对阿基图节日庆祝活动也产生影响。文献记载,由于战乱和纳布尼德王未在首都,巴比伦阿基图仪式若干年没有举行,证明王朝统治衰微,国王对于所辖城市和领土丧失了控制权。巴比伦王那布那西尔(公元前747—前734年)统治时期,国家积弱,他似乎已经无力履行王修缮神庙的职责。文献记载,乌鲁克的新年神殿亟需修复,但是因为国王既无原材料,对乌鲁克也没有足够的控制力,因此不得不由地方政府主持承担此项建筑工程,国王没有参加主持这项修复工程,也没有任何一位中央政府官员前来主持,反而是两名富裕的地方居民贝尔伊伯尼(Bel-Ibni)和纳布泽拉乌沙布什(Nabu-zera-ushabshi)承担此项工程。他们的目的并非向国王表现忠诚之心,而是期望神对国王的眷顾能够降临到他们身上,赐予他们益寿延年、生活富足、福泽子孙、祛病消灾,[8]可见巴比伦王权统治已经十分松弛,王室已经无力承担自身职责。
    最后,它起到凝聚民族共同认同,团结民众的作用。在新年庆祝活动中,来自各地的神祇、祭司和官员,乃至民众齐聚一堂,这也是一个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居民交流融合的机会。早王朝拉伽什城邦的三个核心城市的居民从各自居住地来到仪式举办地,他们分享一年的收获物,也联络着彼此的感情。巴比伦阿基图节日活动中,来自各地的神祇神像齐聚一堂,在巴比伦仪式大街上巡游,道路两旁巴比伦市民兴奋激动,珍惜这每年仅有的一次近距离瞻仰众神的机会,这是凝聚全体人民与神祇关系的机会。文献记载部分国家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参加庆祝活动,因此也是一个各国官员交流的场合。[9]最重要的是,神祇游行和神话故事表演展示了古代两河流域民族文化的精髓,展现了两河流域文明的源流,是全体民众确认自身身份,达成民族共识的重要活动。
    四、结语
    新年庆祝活动在其发展之初,主要是以祈愿丰产为目的的农业庆典,带有明显的原始宗教的特点。同时与其宗教意义并重的是其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通过节日仪式的举办,神庙的经济功能得以充分实现。在其发展鼎盛阶段,新年庆祝活动成为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全国性的节日,其仪式中的各个因素——时间、地点、活动以及作为参与者的国王、祭司集团、市民精英阶层、普通市民等等,都有其具体的经济意义和社会地位,这个阶段的新年庆祝活动已经集维护统治、发展经济、稳定社会等各种功能于一身,具有了鲜明的政治意义。
    从新年庆祝活动的变迁过程可以看出,古代两河流域人的新年观念和节庆观念经历了从自然到社会、从简单到复杂、从具象到抽象⑥的历程,从早期单一的庆祝农业丰产丰收的、贴近自然的、具有实践性的庆祝活动,发展成为后期以上层社会和君主主宰的、程序过程十分复杂的复合性节日活动,同时反映了王权观念、正统观念、神圣观念等抽象思想,反映了古代两河流域人对自然、对社会的认识逐步深入、深刻的过程,甚至可以上升至“认识论”[10]的层面。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