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方专制主义观念和正统印度历史地理学：对印度文明的建构
在正统印度史学中，对印度历史地理的诠释是同东方专制主义观念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在《牛津印度史》中，史密斯在论述“某些对历史有着直接影响的地理事实”的同时，非常明确地认为印度自古就是一个专制主义国家。“在印度历史上，缺少与政治制度缓慢进化有关的兴趣……独裁政制确实是印度史学家关心的唯一政府形式。专制主义不允许任何发展。个别君主在能力和品格方面千差万别，但专制主义政府的本质在所有时代和所有地方都几乎一成不变，而不管统治者是一位圣人，还是一位暴君。”(39)
实际上，远在正统印度史学正式形成以前(如果把《牛津印度史》和《剑桥印度史》的出版看作正统印度史学形成标志的话)，西方人对印度地理的诠释就是同他们的东方专制主义观念结合在一起的。前者为后者提供了自然科学的基石，后者则为前者提供了社会科学的解读。在这方面，孟德斯鸠这位伟大的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和东方学家，在他的不朽之作《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提供了一个卓越的范例。
如同坚定地认为“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一样，孟德斯鸠也明确地指出印度盛行专制主义。“无数的岛屿和地理形势把它分裂成为无数小国；许多原因使这些小国成为专制国家。”(40)当然，孟德斯鸠并不认为专制主义是中国和印度的独具特征，而是亚洲国家和文明的普遍特征。他把亚洲看成“在世界上专制主义可说已经生了根的那块地方”(41)。印度和中国不过是亚细亚专制主义的特例而已。
为什么包括印度在内的亚洲(而不是欧洲)盛行专制主义呢？孟德斯鸠把亚洲的专制主义看作这一地区的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的决定性影响的产物。他认为，“政治奴役和气候性质的关系并不少于民事的和家庭的奴役和气候性质的关系”(42)。孟德斯鸠着重强调了寒冷的气候和炎热的气候对人们的体质和性格形成的不同影响。他提到，“寒冷的空气把我们身体外部纤维的末端紧缩起来；这会增加纤维末端的弹力，并有利于血液从这些末端回归心脏。寒冷的空气还会减少这些纤维的长度，因而更增加它们的力量。反之，炎热的空气使纤维的末端松弛，使它们伸长，因此减少了它们的力量和弹力”(43)。因而，“人们在寒冷气候下，便有较充沛的精力。心脏的动作和纤维末端的反应都较强，分泌比较均衡，血液更有力地走向心房；在交互的影响下，心脏有了更大的力量。心脏力量的加强自然会产生许多效果，例如，有较强的自信，也就是说，有较大的勇气；对自己的优越性有较多的认识，也就是说，有较少复仇的愿望；对自己的安全较有信任，也就是说，较为直爽，较少猜疑、策略与诡计。结果，当然产生很不同的性格。如果把一个人放在闷热的地方，由于上述的原因，他便感到心神非常萎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向他提议做一件勇敢的事情，我想他是很难赞同的。他的软弱将要把失望放进他的心灵中去；他什么都要害怕，因为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成。炎热国家的人民，就像老头子一样怯懦；寒冷国家的人民，则像青年人一样勇敢”(44)。
在孟德斯鸠看来，寒冷和炎热对人的体质和性格的不同影响也就造成了生活在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人民具有不同的民族性格，从而形成不同的种族。“印度人天生就没有勇气，甚至出生在印度的欧洲人的儿童也丧失了欧洲气候下所有的勇敢。”(45)“大自然赋予这些人民一种软弱的性格，所以他们怯葸；同时，又赋予他们很活泼的一种想象力，所以一切东西都很强烈地触动他们。这种器官的柔弱，使他们害怕死亡，也使他们感到还有无数的东西比死亡还可怖。这种敏感性使他们逃避一切危险，又使他们奔赴一切危险。”(46)与之形成对照的，则是生活在北欧寒冷气候条件下的日耳曼人。“在罗马人的时代，北欧人民的生活没有艺术，没有教育，而且几乎没有法律；但是仅仅由于在那种气候下的粗糙纤维所具有的理智，他们便能以惊人的智慧抵抗罗马的权力而存在下去，一直到了一个时候，他们才走出他们的森林，摧毁了罗马的权力。”(47)
由此，孟德斯鸠得出的结论是，具有不同民族性格的种族会创造和拥有不同性质的文明。“器官的纤弱使东方的人民从外界接受最为强烈的印象。身体的懒惰自然地产生精神上的懒惰。身体的懒惰使精神不能有任何行动，任何努力，任何斗争。如果在器官的纤弱上面再加上精神的懒惰，你便容易知道，这个心灵一旦接受了某种印象，就不再能加以改变了。所以，东方今天的法律、风俗、习惯，甚至那些看来无关紧要的习惯，如衣服的样式，和一千年前的相同。”(48)因而，“印度人相信，静止和虚无是万物的基础，是万物的终结。所以他们认为完全的无为就是最完善的境界，也就是他们的欲望的目的。他们给最高的存在物一个称号，叫作‘不动的’……这些国家过度的炎热使人萎靡疲惫；静止是那样得愉快，运动是那样地痛苦，所以这种形而上学的体系似乎是自然的。印度的立法者佛顺从自己的感觉，使人类处于极端被动的状态中。但是佛的教义是由气候上的懒惰产生的，却反而助长了懒惰；这就产生了无数的弊害”(49)。印度的僧侣制度被归结到相同的根源，“这种制度起源于东方炎热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沈思默想的倾向多，而行动的倾向少”；“在亚洲，似乎是气候越热，僧侣的数目便越多。印度气候酷热，所以充满了僧侣”(50)。
在孟德斯鸠看来，所有这一切最终导致了亚洲(特别是印度)专制主义政体的产生。“气候炎热的地方，通常为专制主义所笼罩”(51)。“一种奴隶的思想统治着亚洲；而且从来没有离开过亚洲。在那个地方的一切历史里，是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的。那里，除了极端的奴役而外，我们将永远看不见任何其他东西。”(52)对于这种东方专制主义政体，孟德斯鸠还找到了“另一个自然原因”。“在亚洲，人们时常看到一些大帝国；这种帝国在欧洲是绝对不能存在的。这是因为我们所知道的亚洲有较大的平原；海洋(甲乙本作‘山岭和海洋’——笔者按)划分出来的区域广阔得多；而且它的位置偏南，水泉比较容易涸竭；山岭积雪较少；河流不那么宽，给人的障碍较少。”(53)结果，“在亚洲，权力就不能不老是专制的了。因为如果奴役的统治不是极端严酷的话，便要迅速形成一种割据的局面，这和地理的性质是不能相容的”(54)。
至此，我们看到，孟德斯鸠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是如何同他对印度地理特别是气候的解读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事实上，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孟德斯鸠把他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表达成下面这个三位一体的公式：地理(气候和地形)——种族(民族体质和性格)——文明(宗教和专制政体)。而这个三位一体的公式表达出来的恰恰就是，我们熟知的正统印度史学的实体性“印度文明”的观念。这种观念，把东方文明的专制主义理论同对东方世界的地理状况的解读融为一体，这一点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得到了更加鲜明的体现。
和孟德斯鸠一样，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把“印度教国家的政体”(the polity of the Hindoo State)诠释为专制主义政体。不仅如此，在黑格尔看来，印度的专制主义政体代表了亚洲最极端、因而也是最坏的专制政体。
当我们在中国发现道德的专制主义时，在印度可以称为政治生活的遗风的，是一种没有原则、没有任何道德和宗教戒律的专制主义：因为道德和宗教(就后者与人类行为相关而言)把意志自由作为它们不可或缺的条件和基础。因而，在印度，最专横、邪恶和堕落的专制主义大行其道。中国、波斯、土耳其——事实上，整个亚洲，是专制主义及其坏的意义上的暴政的舞台；但它被看作正当秩序的对立面，受到宗教和个人道德意识的摒弃。在那些国家里，暴政激起人们的反抗，他们将其视为压迫，憎恨它，在其下痛苦呻吟。对他们来说，暴政是偶然的变态之物，而不是一种必然：它不应该存在。但在印度，它是正常的：因为在这里没有可以与专制主义状态相比较、可以激起心灵反抗的个人独立感；若非肉体的痛苦和被剥夺了绝对必需品和快乐而感到的痛楚，甚至连对暴政的抗议都不会出现。(55)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对印度主义专制政体的见解也是作为他的更加广泛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提出的。在黑格尔看来，亚洲是“世界历史”开始的地方，是真正的世界历史舞台的绝对的“东方”。“亚洲的特色就在于它是地球的东方(the Orient quarter)——发源地。相对于美洲，它的确是一个西方世界；但由于欧洲总体上是旧世界的中心和终端，是绝对的西方(the West)，因而亚洲就是绝对的东方(the East)。”(56)“世界历史的行程是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是历史的终结，亚洲是历史的开端……这里升起了外部自然界的太阳，它在西方落下：这里也升起了自我意识的太阳，它散发着更加高贵的光芒。世界历史就是要驯服无拘无束的天生意志，让它服从普遍的原则，赋予它主观的自由。东方过去知道、现在依旧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一些人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所有人都是自由的。因而，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第一种政治形式是专制主义(Despotism)，第二种是民主制和贵族制，第三种是君主制。”(57)这样，黑格尔把专制主义看成了他所谓的世界历史的最初区域——亚洲的普遍的政体形式。这可能是我们熟知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的最经典的版本。因为在这里，专制主义被赋予鲜明的东方性，成为东方文明和历史的标志。
可以说，正是在这种古典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的指引下，黑格尔考察了亚洲历史的“地理基础”。在这方面，黑格尔认为亚洲也显示出与欧洲的巨大不同。在他看来，亚洲包括了所有三种基本的地理要素：(1)干旱的高地，包括其广阔的草原和平地；(2)河谷平原——大河流经的平缓地带；(3)同海洋直接相连的沿海地区。“第一种要素是实体的、不变的和冷峻的高地，深深地封闭在自身中，但也可能奋而冲击世界其他部分；第二种要素形成了诸文明中心，是(人类)尚未成熟的独立性；第三种要素提供了把世界联系在一起和保持这种联系的手段。”(58)但是，亚洲的决定性特征在于它的河流区域同高地之间的“对峙”(59)。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虽然欧洲也具有上述三种地理要素，但是，“我们在欧洲看不到那种直接与平原对峙的高地”，“我们(欧洲的地理构造)有着比较温和的平缓状态”(60)。虽然亚洲也包含了第三种地理要素——沿海区域，但这个要素没有影响到那里的文明。因而，在黑格尔看来，尽管巨大的河谷平原把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亚洲国家变成了历史上的农业文明中心，但这些文明中心由于缺少同海洋的联系而产生了浓厚的内向性。
对于亚洲，上面关于地理差异的评论显得特别真实；也就是，牧牛是高地的营生——农业和工业是河谷平原的生计——而商业和航海形成了最后第三种区域的营生。父系家庭的独立性是紧紧地同第一种社会状况捆绑在一起的；财产和主奴关系同第二种社会状况相连，而公民自由同第三种社会状况连在一起。在高地(那里各种各样的牛、马、骆驼和羊的饲养值得关注——阉牛则不那么引人注目)，我们也必须区分出游牧部落的惯常生活和他们在征服中表现出来的狂野躁动的性格。这些人还没有进展到真正历史的形态，而是受制于一种强有力的冲动。这种冲动促使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民族面貌。尽管他们还没有获得历史性，但历史的开端可以追溯到他们。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平原上的人民更让人感兴趣。事实上，农业本身就意味着游荡生活的停止。它要求深谋远虑和关心未来：对普遍理念的反思就这样觉醒了；因而这里就有了财产和实业的原理。中国、印度和巴比伦尼亚已经进展到这种农耕地位。但是，由于占有这些土地的各民族自我封闭，没有利用海洋提供的文明要素(无论如何，至多只是在他们的文明的初期利用过)，也由于他们的海上航行——无论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发生过——一直未能对他们的文化产生影响，他们和其他历史地区的关系仅仅表现为他们是被别人发现的，他们的性格是由别人研究的。高地周围的群山、高地自身以及河流平原，在自然和精神上都成为亚洲的标志：不过，它们自身还不是具体的、真正的历史的要素。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对立只是被认识到了，但还没有得到调和；对山区和高地种族的游荡不安的流浪状况来说，定居于肥沃的平原只是一个恒常的努力目标。这些自然领域的独特的地理特征呈现出一种根本的历史关系。(61)
印度当然不会例外。黑格尔说：“和中国一样，印度是一个既现代又古老的现象，一种静止不变的现象，经历了最十足的内源发展。它一直以来都是令人心驰神往的地方，对我们来说也依旧是一方仙境，一个妖娆的世界。”(62)有趣的是，一方面，黑格尔认为西方的文化和民族可能在历史上发源于印度，但另一方面，他又断然否认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
表面上，印度同世界历史保持着多种联系。最近，人们发现梵语构成了所有那些在后来形成了欧洲各种语言(如希腊语、拉丁语和德语)的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此外，印度还是整个西方世界外来移民的中心；但这种外部的历史关系只能看成是各个民族从这个地点出发的地理上的散布。尽管进一步发展的要素或许可以在印度找到，尽管我们可能发现它们传播到西方的痕迹，然而这种传播却是那么抽象[那么肤浅]，以致那些在后来的民族中引起我们兴趣的东西没有任何源于印度的东西，而是某些具体的东西，是他们自己形成的事物。为此，他们曾极力忘却印度文化的要素。印度文化的传布发生在史前，因为历史仅限于精神发展的某个重要时期。整个来说，印度文化的散布只是一种悄无声息的扩张；就是，它没有激起政治的行动。印度人民不曾成功地征服过别人，他们自身倒是总被别人征服。(63)
当黑格尔把印度文化和欧洲的西方文化对立起来的时候，他也就同时把印度文化建构为西方文化的异域文化，把印度文明建构为西方文明的异域文明。如同我们在孟德斯鸠那里看到的，黑格尔对印度地理的解读也密切地联系于他的更加系统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在东方专制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印度在地理上被描述为一个独立的、内向的、自成一体的和停滞不前的东方文明世界。无论是在孟德斯鸠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对印度地理和历史性格的解读都是作为他们所想象的那个作为“他者”的异域文明的两个基本面向来进行的。这两个基本面向共同塑造了西方世界的人们对印度文明乃至一般文明的想象和理解。实际上，这也影响甚至决定了我们中国人对文明的理解方式。我们能够想象一个没有自己独特地域的文明吗？我们能够想象一个文明可以没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性格吗？在我们对文明的一般想象中，地理和历史已经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当《剑桥印度史》力图把印度的地理世界描述为一个封闭的自然区域时，他也就同时力图遵循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知识传统，把印度传统社会的历史描述为一个以农民为基础的东方专制国家的历史。(64)它们原本就只是西方世界在近代形成的印度文明观念的孪生子。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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