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研究农业南亚最适当的(方法)是将其置于一种不是由一个封闭的文明地域而是由一些广阔、变动和开放的机动通道形成的历史地理的背景下。这些通道在陆上伸展到叙利亚和中国，在海上伸展到欧洲和南北美洲。把农业南亚想象成其边界在孔雀帝国、笈多帝国和中世纪时期确定下来，然后受到入侵的穆斯林和欧洲人的侵犯，则是十分不恰当的。到1750年，来自欧亚大陆西部各地的人们已经参与(印度)沿海文化长达一千多年。从文化上说，南亚沿海地区，特别是其城市中心，与印度洋周围其他沿海地区更为相像，而不是与莫卧儿心脏地带更为相像，后者受到跨越伊朗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内陆流动的显著影响。自公元初起，南亚的农业精英们就一直在通过海路和陆路纵横交织于亚欧大陆南缘地带的机动走廊内行使权力，获取财富。农业历史需要根据那种情形来理解。(74)
需要指出的是，对印度历史地理的新建构并不是大卫·勒登的《南亚农业史》的独具特征。在其他倾向于新印度史学的历史学家撰写的印度史著作中，我们同样能够发现对印度历史地理的类似解读。例如，虽然伯顿·斯坦编撰的《印度史》在总体框架上明显不同于《新剑桥印度史》，但它对印度“自然环境”的诠释与勒登的诠释如出一辙。(75)和勒登一样，斯坦也认为，“从他们最早的历史时代起，印度人就远非在隔绝状态下发展，而是构成了他们的共同体、文化和国家得以在其中部分成形的那个更大世界的一部分”(76)。在斯坦看来，这个事实将改变我们对“印度”的传统观念。
作为一片陆地，印度次大陆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并没有发生改变，但是作为一种观念，我们所谓的“印度”并不总是现代地图上的那个印度。将印度河—恒河河系流经的那片陆地分割开来的山脉从未阻止人民及其产品——物质的和精神的——的通行；早自有日期可考的文献出现以前的时代以来，我们已经积累了大量口头文学和考古证据，它们表明印度河区域的人民同中亚和西亚的人民保持着连续不断的联系……这样，对早期“印度”的精确描述就似乎可以适当地延伸到中亚和伊朗，尽管这将冲淡生活在印度河地区的人民同印度半岛人民之间的联系。此外，印度向西北方向的扩展以及反映这一点的心理地图(mental map)一直持续到中世纪时代。印度和西面的伊朗世界一起面对和应付蒙古人和阿富汗人的共同威胁，后两者对印度人和伊朗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77)
不仅在西北方向“印度”的概念需要扩展，在斯坦看来，在东南面的半岛地区，“印度”的概念也一样需要向外延伸：
如果印度的想象图可以加以修正从而把西亚和伊朗容纳进来，那么，也可以在东南方向对大家熟悉的印度次大陆倒三角形地区做类似的修订。同东南亚的历史联系可以追溯到孔雀帝国的阿育王时代。在那个时候，佛教传教士被派往斯里兰卡和更远的地方。到公元初，我们对印度的心理地图必须包括南面的很多地方，包括大陆和东南诸岛上的各个王国。东南诸岛王国既是印度文化要素传播的受益者，也是同南部半岛上的帕拉瓦王国和朱罗王国繁荣贸易的受惠者。由此，帕拉瓦的都城坎奇普拉姆(Kanchipuram)和朱罗王国在坦贾武尔(Tanjavur)或恒伽孔达卓拉普拉姆(Gangaikongdacholapuram)的都城，大概也都能被视为各自时代的一个范围远超次大陆海岸的扩大的印度政治体的中心。后来，正是从这些海岸和穿过半岛的马拉巴尔海岸出发，伊斯兰教传播到了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所有这些都表明这些联系与传统上认为的次大陆内部的地区间联系同样稠密、重要和持久，因而我们的历史想象必须调整心中的地图，以反映这些互动。(78)
如同勒登的海上印度概念，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了斯坦的扩大的东南印度概念。和勒登对印度历史地理的重构类似，斯坦对印度的“心理地图”也把印度区分成不同的部分，这些不同的部分不是相互结合成一个“单一的”自然区域，而是各自和相连的外部世界结成不同的历史地理空间。正统印度史学的地理基础就这样被解构了，印度并不是正统印度史学家所想象的那种独立、统一和封闭的历史区域。
显然，新印度史学对印度历史地理的解读是不能与正统印度史学的东方专制主义历史观兼容的，因为后者作为“印度文明”的决定性要素和特征是以正统印度史学关于印度是一个独立、统一和封闭的自然区域的概念为前提的。结果，无论是斯坦的《印度史》还是勒登的《南亚农业史》，都放弃了正统印度史学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家概念，转而采用了由英国人类学家艾登·索撒尔在《阿鲁尔人社会》中提出的“断裂国家”(segmentary state)模式(79)和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在《尼加拉：19世纪巴厘岛的剧场国家》中提出的“剧场国家”模式(80)。这种理论模式绝妙地适应了新印度史学对印度历史地理的新诠释，它打破了正统印度史学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家概念所设想的印度文明的“地域国家”(territorial state)图景，把现代时期以前的印度社会形态诠释为一个并不存在任何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由各种“交往网络”构成的“农业空间”(81)。
东方专制主义历史观本身，则被倾向于新印度史学的历史学家们诠释为现代英国殖民统治者的臆造和对印度“真正”的历史传统的歪曲。在198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沃什布鲁克就明确地把正统印度史学的东方专制主义假说归结为19世纪英国人为了取得在印度统治的合法性而将殖民统治的形象映射到印度历史的结果。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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