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以前有三种社会形态，即亚细亚的、古代的、日耳曼的。游牧社会乃属于亚细亚形态。马克思觉察到这些民族的历史发展道路与西欧不同，反对把他所分析过的资本主义道路看成一切民族的必由之路。亚细亚形态的学说在今天引人注目，就在于它为历史研究的多线式发展提供了一个不可缺少的理论出发点。
现以亚细亚形态学说为出发点，重新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
中国春秋以前土地公有（井田制），政治上是东方专制主义，那是符合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社会形态的定义。周人征服殷商采用了分封制，这是征服民族常用的方式，但并未瓦解亚细亚社会形态。春秋后，土地公有制已被打破，不再是马克思原意的亚细亚社会。中国是有迹象向封建社会演变的。汉初分封异姓王、同姓王，东汉末的田庄，西晋的封王，十六国的坞壁庄院和唐末五代的藩镇割据，都可视为政治上、经济上的封建趋势。但是并未发展成西欧式封建社会。中国仍用各种形式维护国有经济，大力强化专制政体，可说是一种“后亚细亚社会”。亚细亚形态经过变形一直延续下来。在阻碍亚细亚形态彻底解体方面，游牧民族起了决定性作用。
游牧民族的历史状况是以部落共同体为前提，共同占有（暂时的）和利用土地。欧亚大草原上，土地（牧场）是以原始的无穷尽的形式出现的。游牧社会的生产力决定了它是土地公有制的最顽固的堡垒，游牧民族对亚洲大陆尤其与中国农耕文明影响最大。一方面，游牧民族军事压力的持续存在，迫使汉族不断加强专制政体，加强中央对财力、兵力的直接控制。汉族为主体的汉、唐、宋、明分别要抵御、抑制匈奴、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等族；另一方面，它入主中原，建立过五个“阿尔泰系”王朝（均属阿尔泰语系）：北魏、辽、金、元、清。中原土地公有制早就遭到破坏，而游牧民族将其公有制重又导入中原，北魏的均田制成为中国在秦汉之后重建大帝国——隋唐的经济基础，辽有“在官闲田”与屯田，金有猛安、谋克（屯田军），蒙古（元）与大片改农为牧，后设官田，清有旗地。这些公有制的局部恢复，不可能使整个中国社会回归于亚细亚形态，却使它长期停滞在“后亚细亚形态”。游牧民族入主，往往几乎全体转化为常备军。元朝以蒙古军屯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清朝以八旗为骨干，驻扎名城和要塞，为了控制汉族和其他民族，又强化官僚机器，加强专制政体。而欧洲中世纪王权软弱，没有强大的国有经济和全国范围内的财政收入，也没有常备军和完整的官僚机器，其封建领土土地世袭权、对农奴拥有人身控制等权。与中国的“后亚细亚形态”大不相同。
游牧民族对中国的影响，在中日历史的比较中尤为明显。日本大化革新（646年）移植隋唐体制，土地收归国有，确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公民服兵役，削弱了贵族的势力。可以说暂时移植了“后亚细亚形态”。但日本除了受到过元朝不成功的入侵之外，因其岛国地位，不受游牧民族影响。经过明治维新，日本比亚洲各大陆帝国更快地近代化，相反，是游牧、半游牧民族建立的清帝国、印度莫卧儿帝国，中东奥斯曼帝国，以及伊朗依靠突厥部落兵力建立的萨非王朝，这些东方专制大帝国在近代化的道路上显得步覆特别艰难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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