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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印象中的童书业先生


    编者按:赵俪生教授的女儿赵絪4月份出了本书《孤灯下的记忆》,书中收录的文章讲述了父亲母亲、父亲同辈学人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也涉及自己下放农场的经历,笔法轻盈,以包容、同情的心态观照世事人情,使我们能从另一视角了解这些前辈学人。这一篇《幼年印象中的童书业先生》与赵俪生所写纪念文章《一个绝顶聪明但被扭曲了的人》遥相呼应,让我们对这位“精神变态”的教授有同情之理解。策划、出版此书的汉唐文化、山西人民出版社授予电子版文稿,特此感谢。
    
    赵絪:幼年印象中的童书业先生
    
    童书业先生,是父亲赵俪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山东大学任教时交往最为频繁、感情最为诚挚的同行好友。这在父亲的回忆录和王学典大著《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的有关章节中,都作了许多的描述,以致王学典先生来兰州采访父亲时,大家谈到他的这部大作,我还开玩笑地对他讲:“你简直把老爹和童书业写成一对‘同性恋’了。”他哈哈大笑。这也说明当年童伯伯和父亲惺惺相惜,十分相得。他两人有着和常人不大一样的地方——都是有着几分神经质的学人。毋庸讳言,童伯伯本人就有精神病史,由于这切身的病痛,造就了他不但是一代史家,还是精神病领域水准不低的专家。每当他病情发作住院时,都会给精神病院的大夫们开出有关此领域的讲座,令医生们对他这个病人刮目相看。父亲也是个神经质很重的人,于是他也经常请教和聆听童伯伯有关这方面的见解和感受,父亲有关弗洛伊德的知识就是得益于童先生的传授。
    童先生在他的书面检查中,提到我的父母对他很是欣赏。其实他不知道,岂止是父母喜欢他,他是最受我们全家欢迎的客人。我们这一群顽皮子女只要一听童先生到,立马兴奋了,该做作业的不做了,要去玩的也不玩了,都聚到书房去听我们的童伯伯又在发什么高论,讲什么典故。要是光谈学问我们太小,听不懂不爱听就跑了,谈趣闻那可是聚精会神。随着他的叙述,兴奋着,惊讶着,以至同情着,连保姆都抽空倚在门旁边剥葱边听着,他可算得上是我家最受欢迎的第一嘉宾。
    在老山大人的印象中,童伯伯不修边幅,不讲卫生,终年一袭长袍,足下一双最简陋的万里牌胶鞋。总之,童伯伯的外表不够漂亮。但你如果近距离只盯着他的面孔,他脸上所呈现的那股超凡的智慧,在叙述事情时眉宇眼神张动之间,会让你感受到,这个人美得不得了!他叙述的事件情节生动、语言贴切,让你感同身受。如今的我已到了花甲之年,反思那个时代,深深体会到当年的童伯伯内心有着一种说不出的孤独和苦闷,他非常需要有一个接纳他的场地来宣泄他的情绪,抒发他的心得与体会。有这样欣赏和理解他的父母,又有这么一群挥之不去、顽皮得不得了、没正形的疯孩子,怎能不让他有“几天不见赵,就很难过”的感觉呢?那个时代,留给他表达自己感受的场合和对象太少了,恰恰赵氏群体——我们家就给他提供了最佳的倾诉对象和最理想的宣泄场地,也就自然产生了“非去找他不可,便是挨他骂,也甘心情愿”这样的交代检查。
    童伯伯描述他病情发作时的经过很是生动。比如他有一枚金戒指,病犯时总疑心会被人偷走,即便有人碰他一下,他也要再称一下金戒指的分量,生怕被人蹭走了一部分。他还会把金戒指包一层纸,扣一个童书业的名章,再包一层,再加一章,包来扣去,以至于将小小的金戒指包成一个大大的纸球,然后藏到地板下。突然感到不对——金戒指没了,于是又扒出纸球一层层剥开,弄得满屋废纸,搞得精神极度疲惫而紧张。他在描述这段过程时,能让人体会到他是何等地身不由己、苦不堪言。我们也深深地理解,陷入怪圈难以自拔的童伯伯是多么无奈与无助。但他讲完发病的过程,也会大谈病情的起因、症结何在、如何调理,又会让你深深钦佩这个既是病人又是医生的人是多么理智和博学多才。
    童伯伯是不吃肉的。一开始父母还迁就他的这点忌讳,嘱咐保姆做素食招待,哪知我家的保姆颇不当回子事,“我就不信他不吃肉”,于是就把肉裹在茄子中,掺到土豆泥里,不是炸茄盒,就是炸土豆饼。看着童伯伯吃得有滋有味,保姆还会表现出一脸“他这不是吃得好好的”神情,我们小一辈也悄悄相互掇弄:“他吃了,他吃了,他吃肉了!”所以要是哪天童伯伯来了而未留饭,连保姆都会流露出一种失落感,我们这群儿女当然也会为失去了一些兴奋点而扫兴。大家都因此而滋生出一丝莫名的遗憾。
    当年的一个场景让我难忘。那时我在青岛大学路小学就读,中午放学回家,发现前面交叉的路口交通阻塞了,就近一看,原来有个疯汉,手抡木棒,在马路当中挥舞着,狂喊着。正是放学下班的时刻,人群挤在马路两头,不敢贸然通过。就在人越集越多的时候,童教授下课了,他夹着讲义夹,从容地踱了过去,只拍了拍那个疯汉,说了句什么,这疯汉立马就不闹了,还乖乖地跟着童伯伯,到马路边的墙角蹲下,叙谈去了。于是人流涌动,马路畅通。因为隔得远,听不见他们说些什么,可童伯伯这么灵的一招,还真让我们钦佩得五体投地,至今历历在目。
    童伯伯大概患有痉挛,一只胳膊总是下意识地抽搐,前后不停地摸摸索索,牵连面部肌肉也随着颤抖。我家孩子争相模仿老先生的神情和动作,看谁学得最像,结果学来学去,大姐赵绛就学到家——改不掉了,气得妈妈多次用筷子抽她的手臂才纠正过来。这也说明我们这一家关注和欣赏童伯伯的绝非父母两人,凡是进了赵家门的,无论子女或保姆,都非常喜欢童伯伯这样的人,所以他绝对算得上是我们全家的客人。
    童伯伯的强记博引,是学术界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的,父亲的记忆力就算超常了,可和童伯伯一比,就相形见绌了。童伯伯不但能将史籍原文倒背如流,你只要随口念出一句,他马上能背出上下连贯的通篇古文,而且还能指出该部书不同版本中的这段文字在哪一页、哪一行,真让人感到玄而又玄,同仁们不信,去翻原作核实,却从无差错。为此,同道们还和他下过赌注,有意要考考他,结果是屡试不爽,终归还是不服气的同道们败下阵来。
    后来我看到医科杂志上有着这样的说法:“凡是有超常记忆力的人都是精神病。”我立即想到了童书业先生。这个论断在童伯伯身上是成立的,用到父亲头上也不无道理。其实父亲也是神经质很重的一个学人,只不过没有发展到需要住院治疗的程度罢了。父亲周期性地大发脾气,控制都控制不住,也属于一种狂躁性精神病,这也是得罪了不少人的一个重要原因。每当我家的大夫朋友来为他号脉调理,药方中都要投入几味控制情绪的草药,用来抑制他的狂躁情绪。
    我一直深信,当你具备了超常的长处时,同样也具备了超常的短处。我们这个经典史籍过目不忘的童伯伯,在搬到济南后,出了门居然找不到回家的路,被派出所当成流民收容。让他们大吃一惊的是童伯伯自报家门:“我乃是山大教授。”这不禁让这些民警们将信将疑,瞠目结舌,电话打到山大党委,领导认可,确有此人,于是校方派辆吉普把老先生接了回去。这些超常和反常的现象,是难以融入当时那个年代的,也是很难被社会宽容、被常人理解的。具备多种才艺、满腹经纶的童伯伯,却因此而终生落魄、潦倒,奈何?!
    和童伯伯的最后一面,是父亲终生难忘的,那是个很凄惨的场面。一九五八年夏,父亲由兰州起解,押往山大去领那一顶“桂冠”,并接受当年的同仁、好友、学生的揭发与批斗,连他睡觉的架子床都糊满了大字报。有一天清晨,父亲刚刚起床,突然听到过道传来哭声,父亲的房门是不允许关的,以便组织随时检查和防止意外。父亲向门口望去,只见一个人背对着他的门,头顶在对面墙上,两手捂着脸在呜呜地哭。这个身形和动作父亲太熟悉了,分明是昔日老友童书业,借这未上班没人的空隙和老爹“叙旧”来了。而老爹此时乃戴罪之人,也不敢贸然向前打个招呼。他们一个是必须划清界限,不敢进门;一个是画地为牢,不敢越雷池半步,于是两个怯弱的老友就这样一个在门内伤感,一个在门外恸哭,以此种方式完成了他们的最后一晤……好一阵,童伯伯才抹着泪水凄然离去。两人终于未交一语,并就此永诀!这一让人心酸的泣别,父亲从未忘却,每次提起,均不胜唏嘘。就在父亲临终前,念叨起旧事,还信誓旦旦,一定要把这段情节记录下来,可当时的他,衰弱得连捏笔的力气都不具备了。如今只好由做女儿的为他补录一笔,完成他最后的这一点夙愿吧!祈愿两位老友能在另一个世界再次聚首,放大胆地共叙学问、畅述别情。
    童伯伯生于民不聊生、军阀混战的年代,卒于红色革命如火如荼之际,勉强算也不过六十岁,带走了满脑子的学问、一身的才华。在迷惘中,在失落伤感中,在无助无奈中抱恨而去。其实他连恨都不敢有,有的总是一腔幽怨,几分伤感罢了。
    一颗孤独无依的灵魂,一代绝顶聪明的学人,就这样默默地消失在喧嚣的尘世,真是学界之殇啊!
    赵俪生在童书业逝世二十周年写下一篇纪念文章《一个绝顶聪明但被扭曲了的人》,后收入《篱槿堂自叙》。
    
    文中这样写道:
    

    他平生弱点,就在一个“怕”字。有六怕,怕失业、怕雷电、怕传染病、怕癌、怕运动。童的学生又补充了两条:怕地震、怕蒋记反攻大陆。所有这些他都怕,有时怕得要死。在此还要说明,这里的“运动”,非指体育运动,而是指政治运动,这一项是他最怕的。每当运动前奏,“先吹吹风”的会开过之后,第二天童的脸马上就像烟灰一样的颜色。
    运动的“收尾子”阶段,突然发生了一件新鲜的事。似乎是一个星期天,家里人大部分都出门了,只剩高昭一在家合衣午睡。当时只有我三岁的小女儿赵红从外面偶然跑回家,意外的发现一个瘦老头跪在妈妈床前。这一下,可把她吓坏了。她喊着跑着出去找人。后来高昭一也醒了,我也从街上回来,研究的结果,那个跪着的人是童书业。事情的关键是,童有一份“交代材料”在党委组织部,运动过去了,他想索要回来毁掉,可是又不敢自己去要;想求我代他去要,又不敢当面提出,所以想到我的妻;可来时正值我妻午睡,所以就出了这怪相了。“交代材料”中说了些什么呢?说的是有一个受美国情报局指挥的,隐藏在大陆很久、很深的,以研究历史、地理、绘制地图为幌子的反革命集团,其最高首脑是顾颉刚,各地分设代理人,山东代理人是王仲荦,东北代理人是林志纯,底下还有一句“我和赵俪生也是其中的成员”。
    有一年,咱们大陆方面宣传蒋记要反攻大陆,童的神经又紧张起来了,紧张到控制不住了,他去找当时的山东大学历史系党总支教师支部书记,说,“他们来了,首先要抓住我,用枪口对准我的胸口,要我带他去搜共产党员。你知道我是胆小的、怕死的,我不能不带他们去抓你。但是我和你约好,当我到你窗口时我拼命咳嗽,你听到咳嗽声,马上躲起来就是了。”这简直比小孩还幼稚。
    当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童已经支持不住了。我听说,在山东大学牛鬼蛇神们拔草时,大家都是蹲着拔,红卫兵只准许两个人带板凳,一是冯沅君,因为她是小脚;二是童书业,因为他有病。后来我问杨向奎是否如此,杨说,“哪里?!板凳已坐不住了,是躺着拔,后来是童太太代拔。”有一年在杭州郊外,我见到童太太,我问童先生是怎么死的。童太太说,她也不知道。她问医生,医生说“他的肺没有了”。
    王仲荦告诉我,当童的噩耗传来时,一位讲师的夫人在阳台上说“又替人民节约了二百多元人民币”。现在这位夫人的丈夫也已上了教授职称,照我看这批人民币也不能亿万斯年地领取,有朝一日也会像童书业名下那笔人民币一样被节约下来的。
    

    编后记: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深深感到一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紧紧连在一起。每个人有自己的历史机缘,这话确实十分睿智。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家、这个时代,就没有办法不关心我们的历史,没有办法不忧虑我们的现实。这是任谁也不能打消的念头。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