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批评，从它产生之日起，以什么标准来批评史书、批评史家、史学活动呢？一种是政治标准，一种是学术标准，并且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封建史学的政治标准如下：
（一）史学要为封建政治服务。《史记》在今天看来，政治、学术的成就都很大，而东汉时其地位在《汉书》之下，班固、王充等均评《史记》是“谤书”，因为《史记》对汉代诸帝王有所讥讽。班固、王充等就是站在维护汉代封建统治的立场上来批评《史记》的。清初庄廷{K18803.jpg}请续人成明朱国桢所著《明史》，刻印行世。书中有“建夷”、“夷氛”等字样，并实录了明末抗清的事迹，被人告发不利于清统治，于是毁书、杀人、兴大狱。足见是否为封建统治服务，是评论史书的首要标准，是人头落地的大事。司马光修的史书，被命名为“资治通鉴”，受到统治者的高度赞扬，因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刘知几赞成《汉书》断代为史，轻《史记》通史，似乎是个学术标准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政治标准的反映。班固断代为史，实质在于突出刘氏一姓汉王朝的“功德”，为汉王朝统治服务。刘知几赞成断代史的实质在于断代史便于宣扬封建正统，便于为封建政治、封建专制服务。
封建进步史学家都主张“直笔”、“实录”。实录实质是什么？还是为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服务。刘知几说：“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说明实录的目的在希望帝王“圣明”、臣下忠良，从而使封建统治及其秩序长治久安。《隋书·经籍志》史部批评魏晋以来的史书“理失中庸，辞乖体要。致令允恭之德，有阙于典坟，忠肃之才，不传于简策。斯所以为蔽也”。《史通·曲笔》也说：“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如此“将何以激扬名教以劝事君者乎！”说明不直笔，不宣扬忠臣义士，是有乖于封建统治“体要”的。
（二）必须符合封建道德。孔子《春秋》被历代史学家视为书法的典范，也被统治者奉为政治经典，为什么捧得上了天？因为“《春秋》以道名分”，宣扬封建伦理纲常。刘知几反对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说：“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将陈涉入世家也是“名实无准”。刘知几的“名”，就是封建伦理纲常的名分、名教。《四库全书总目》史部评明贺祥《史取》道：“观其驳孟子益避禹子之言为无稽，称《吕氏春秋》一书与《孟子》相表里，斥严光为光武之罪人，赞丁谓为荣辱两忘之异人，皆所谓小言破道者。书中数称李贽，岂非气类相近欤？”所谓“破道”，就是破坏了封建伦理纲常的道学道统。李贽正是敢于反对封建道学、理学的勇士，这在封建统治者、封建史学家看来，则是大逆不道。邵晋涵《江南文钞》评范哗《后汉书》增《列女传》说：“闺门为风教所系，当备书于简策，故有创而不废也。”说明立《列女传》是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需要。《孝悌传》等作用也如此。
（三）符合经义。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经典逐渐成为封建统治的工具，符合儒家经典的经义，也成为政治标准的基本内容，离经即是叛道。班彪评《史记》“先黄老而后六经”，就是批评《史记》不合儒家经典。朱熹说：“达理然后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读《论》、《孟》，次及诸经，然后看史。”④“达理”“制事”，就是主张以经制史，先通经义然后治史。宋人视经为理、本，而史是用，“善学者，本之以经，考之以史，所以明理而达诸用也”⑤。直到近代的一些资产阶级史学家，由于受封建传统思想影响很深，仍摆脱不了封建经学的束缚，康有为就仍主张“经学为体，史学为用”。宣扬史学为经义服务。
（四）以统治者的是非为准绳。这是封建政治标准的特殊形式，是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在学术领域的反映。一些封建帝王为了统治学术界、史学界，往往亲自修订、颁印一些史书等。于是这些“钦定”的书，便成为修史、评史的准绳。张之洞《书目答问》史部史评类收《御批通鉴辑览》，并说：“以下论全史以《御批》为主，故史评亦恭录。”说明了封建史学评论总以封建统治者的是非为标准。
学术标准主要是以下几条：
（一）反对门户之见，学派框框。刘知几主张“兼善”、“忘私”，就是说要博采各家之长，不要囿于门户之见。《史通·杂说下》：“夫自古学者，谈称多矣。精于公羊者，尤憎左氏；习于太史者，偏嫉孟坚。夫能以彼所长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鲜矣。”就是批评了封建学术界只护门户，不问是非的不良学风。张之洞《书目答问》评崔适《史记探源》：“辩证《史记》之窜乱，纯以今文家言为主。”就批评了崔适只以今文学派的观点批评《史记》，并非公允。封建、资产阶级的史学家，虽然反对门户之见，但又往往摆脱不了门户之见，往往以门户之见反对门户之见。而且本阶级的最高政治、理论原则，往往成为本阶级史学家的“门户”。近代王国维曾提出以历史是非决是非，反对以“理论”决是非。他主张研究历史不要受某种理论的影响支配。王国维的时代已经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时代，因此他反对以“理论”决是非，表面上似乎是反对以学术观点决是非，实质上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这只能是一种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政治和学术的偏见。这说明史学评论是受阶级立场、世界观制约的。
（二）提倡创新。刘知几《史通·模拟》篇指出：“貌同而心异者，模拟之下也。貌异而心同者，模拟之上者。”主张从精神实质上学习，反对单纯表面上的模仿。晋张辅评《史记》优于《汉书》多条，其中一条即是“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盖不同矣”。章学诚对袁枢创立纪事本末体极力称赞，谓之化臭腐为神奇。章学诚自己也打算创立一种新史体，以重修宋史。《四库全书总目》史评类评明范光苗《史评》谓：“是书自春秋迄南宋，人各为评。多袭前人绪论，罕出心裁。”即批评此书毫无创新，一句话就否定了此书。贵创新，同时也反对故意标新立异。《四库全书总目》史评类评明唐顺之《两晋解疑》说：“称秦桧有息民之功，故得善终，冯道和蔼温柔，故有长乐老之荣，悖理殊甚。顺之学问文章具有根柢，而论史之纰谬如此，盖务欲出奇胜人，而不知适所以自败。前明学者之通病也。”对追求标新立异的风气进行了抨击。
（三）体例严谨。史书的体例，是史书编篡思想和方法的大问题，历代封建史学家大多很重视，有研究《春秋》、《史记》等各种史书体例的专著，也有《史例》、《史例总论》等体例理论的专著。《史通·序列》篇强调：“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提出“例贵严明。”称赞晋代史学家干宝、邓粲等对史书体例多所贡献，“史例中兴，于斯为盛”。《文史通义》等也多处论体例，称赞《通志》“创条发例，钜制鸿篇”。认为通史体裁有“六便”，其中之一就是“均类例”。而《汉书》则被范晔批评为“任情无例”。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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