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个口号所造成的后果
由于人们对史料和理论的理解存在着片面和偏颇，历史科学在“左”的思潮影响下成了政治斗争的一种工具。文革前的十年间，历史科学在偏颇的理论指导下，走上了自我破坏的道路。这是人所共知的，自不必细述，现就当时史学界流行的三个口号及其影响略作如下分析：
第一，关于“厚今薄古”。历史作为一门科学，历来都和现实政治分不开。历代史学家一般都以当朝和近朝的历史为重点，总结前朝的兴衰得失来为当朝服务，这就形成历朝都修前朝历史的惯例。从这个意义上说，“厚今薄古”的研究方向不能认为有什么大错。问题是这个口号是在“左”的思潮下提出来的，人们又更多地是从“左”的倾向来理解它，具体地说，“今”是指党的斗争历史，是可以作为改造思想、改造立场来应用的，而主要不是作为历史科学来研究。而所谓“古”则被理解成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东西。这样一来，就给历史科学造成很大的混乱。例如，为了贯彻“厚今薄古”的方针，大学的通史课程，是以现代史、近代史、古代史的逆行程序讲授的。更有甚者，有些单位对研究古代历史的学者，可以用一道简单的行政命令，要他们改开现代史课。由于“薄古”实际上是“非古”，这就直接导致这个口号的不科学和片面性。“厚今薄古”成了非历史主义的理解，给历史科学造成了极度混乱。
第二，关于“红与专”。所谓“红”是指立场问题，是指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所谓“专”，主要是指业务水平，以及史料占有的程度。本来用政治上的高标准来要求历史工作者，并无不可。但是，如上所述，“理论”的含义是被扭曲了的，“理论”占有越多，教条的气味也就越浓厚，并不一定是真正的“红”。例如，当时有些历史工作者，就热衷于背诵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词句，并以此为满足。这场辩论的结局，是理论上的教条拥有者压倒了史料的占有者。也就是说，“红”压倒“专”，而不是真正的“又红又专”。因而，这场讨论很快地转为对“白专道路”的批判。“白专”用当时的话说是资产阶级方向，而实际上是指用功读书、努力占有史料的人。这些人受了批判之后，不敢理直气壮地用功读书，而那些满足于占有教条的人就更加以为学习历史可以不必古有史料。不少教授在这场批判中伤了元气，给历史科学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第三，关于“以论带史”。在“史”和“论”关系的讨论中，“以论带史”是一个突出的口号。在1958—1959年的群众运动中，关于“史”和“论”关系的辩论，有“先论后史”、“先史后论”等对立口号。“先论后史”是指先掌握理论，然后再去占有史料，把理论看成是研究历史的钥匙；而“先史后论”则被认为是“先专后红”的变种，理应受到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史论结合”被认为是折中的，只有“以论带史”才算突出政治。但是，这个口号毛病太多。用理论去带动历史研究历史，就必然会造成不顾历史事实，仅从抽象的概念和原则出发，历史工作者就可以不必占有史料，只要占有几条教条，再找几条史料作注脚，就算有学问。这种研究方法，即使能得出自圆其说的结论，也绝不会有什么新意。范文澜称这种研究方法是“放空炮”。翦伯赞称它是“根据经典著作中一二文句便作结论”，“不是空空洞洞说一些原理原则，就是干巴巴引用一些教条，一再重复人所周知的道理。”⑨
以上三个口号都和“史”和“论”的讨论有关，都是在片面地强调理论的重要性，而这种“理论”又主要是指阶级斗争理论。因此，就造成这样一种状况，“理论”强调越多，对历史科学的发展就越不利，而对占有史料的批判，越批判就越使历史研究走向虚无主义的方向。事实上，从某种意义说，当时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真正成为历史科学研究的指导方针，相反地，却出了很多偏差。这个教训是在十年动乱之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逐步认识到的。不过，近几年来所开展的“史”和“论”的讨论，其含义、命题和七十年代以前的讨论并不是一样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史”和“论”都有了新的理解，至于这种理解是否正确，那是必须作另题讨论的。
注释：
①《资治通鉴》第69卷。
②③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第156页、第20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8页。
⑤《列宁全集》第29卷，第431页。
⑥宋子桢《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见《元文类》第57卷。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0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2页。
⑨《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见《翦伯赞历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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