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互，就是在四部之内，遇到一书理有互通，书可两用，要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加以著录。“互者，互见于四部之中也。”祁承爜认为，“作者既非一途，立言亦多旁及。有以一时之著述，而倏尔谈经，倏尔论政，有以一人之成书，而或以摭古，或以徵今，将安所取衷乎？故同一书也，而于此则为本类，于彼亦为应收。同一类也，收其半于前，有不得不归其半于后。”所以凡一书内容涉及两类或两类以上时，必须分别互见于各类，不以重复为嫌，以尽其用。比如《皇明诏制》，“国史之中固不可遗，而诏制之中亦所应入。”《五伦全书》，“既不敢不尊王而入制书，亦不可不从类而入纂训。”又比如王应麟的《小学绀珠》本为类书，但同时又属启蒙读物，因此在类书和小学两类之中，都要加以著录，“各标其目，毋使混淆”。总而言之，“有一书而彼此互见者，有同集而名类各分者”(26)，都应该重复进行著录，使之互见于有关类目之中，以便于检阅。
祁承爜的图书分类思想，特别是关于“通”与“互”的阐述，为我国传统的目录学添加了新的内容，在目录学方法上，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祁承爜运用“通”与“互”的著录方法，很好地解决了内容涉及两类或两类以上的图书，只能在一部分类目中得到反映，而在另一部分有关的类目中却不能得到反映的这个问题，使图书能各归其类。“通”与“互”，实质上就是后来章学诚阐述的“别裁”与“互著”，只不过章学诚说得更加明确、具体、深刻罢了。“所著之篇，于全书之内，自为一类者，并得裁其篇章，补苴部次，别出门类，以辨著述源流。”(27)这是“别裁”法。“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未尝不兼收并载，初不以重复为嫌，其于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核而已。”这是“互著”法。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可以发挥目录“绳贯珠联，无少缺逸”的作用(28)。比较祁承爜与章学诚的论述，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他们两人之间是有因可稽，有源可溯的。由祁承爜为先导，章学诚集大成所发挥的这一杰出的理论和方法，是对目录学的重大贡献，也是对历史文献整理工作的重大贡献。
在编目方面，祁承爜十分重视历史文献的著录。每一部图书，举凡卷数、册数、撰人时代、姓名以及版本、细目、附录、注解等。均一一记载不漏。为了满足分类上“通”与“互”的要求，他还加作分析著录和互见著录。对同一图书，如果卷数、册数、版本有所不同时，他就在书名上加一“又”字，分条进行著录。至于续收图书，则著录在各类之后。这样的编目方法，清楚明了，不易混淆，是很可取的。祁承爜根据自己藏书编定的《澹生堂藏书目》，具体地体现了他关于图书资料分类编目的理论和方法，是一部有成就的目录。它既恪守四部的传统，又不完全囿于陈规，从实际出发加以改订。近人蒋元卿说：“是目虽以经史子集为类，而细目多异前人，其体例之善，在明代可称佳作。”(29)这个评价是恰当的。《澹生堂藏书目》分为四部四十六类二百四十三目。经部是易、书、诗等十一类六十三目；史部是国朝史、正史、编年史等十五类六十八目；子部是儒家、诸子、小说家等十三类八十一目；集部是诏制、章疏、辞赋等七类三十一目(30)。综观这一藏书目，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我们重视。一是分类更趋合理，有创造性。史部分类特详，体现了祁承爜经世致用，史部为急的思想。史评、礼乐、图志、谱录等类很有特色。史评类下分考正、论断、读史三目，把属于考据、评论和研究史法的图书区分得清清楚楚。礼乐类把一些有关乐律、祀典的图书与《周礼》、《仪礼》等加以区别，不混杂于六经之中，比较妥当。图志类分统志、通志、郡志、州志、邑志、关镇、山川、揽胜、园林、祠宇、梵院十一目，子目既细且详。谱录类下设年谱、试录、姓名等七目，年谱目收录了《韩文公年谱》、《杜工部年谱》等四十四种，这应是书目中把年谱列为专目的开始。试录目收会试录、乡试录、序齿录二十五种，姓名目收姓名录十种。这些文献往往为一般藏书家忽视，祁承爜注意到了它们，是他高明的地方。集部创设余集类，下分逸文、艳诗、逸诗三目，艳诗目所附词曲中著录有《古今杂剧》二十册、《名家杂剧》十六册，反映了他对戏曲的重视。别集类按时代先后分为汉魏六朝、唐、宋、元、国朝诗文集，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尤为可取的是在国朝诗文集中，又以作者籍贯为次，分为南直、北直河南山东秦晋、两浙、江西、福建东西两粤、湖广四川云贵六大区域，这体现了祁承爜的创新精神。二是类目更加细密，部分类目达到了第四级。《澹生堂藏书目》“目以类分，类由部统”(31)，层次清楚，井然有条，有一个完整的目录体系。特别是在有的目下，祁承爜进一步作了细分。比如史部国朝史类杂记目下再分稗史、巷谈，行役目下再分使命、官辙，风土目下再分皇舆、异域，子部释家类大乘经目下再分般若、宝积、华严、涅槃、重译、单译，使图书类目达到了第四级，这是前所未有的，说明了他的藏书目在同时代处于领先地位。三是在图书著录中运用了“通”、“互”的方法。祁承爜对图书作了分析著录和互见著录，使目录更好地反映藏书的内容。比如张见堤的《易卦类选大成》，既见于经部易类卜筮目，又见于子部五行家类占卜目，这是互见著录。郑樵的《通志略》，见于史部典故类政实目。其中《天文略》又见于子部天文家类占候目，《艺文略》又见于子部谱录类书目，这是分析著录。祁承爜对于丛书的细目，一一作了分析著录，尤为详尽。四是重视当代著作。祁承爜认为：“学不通今，安用博古？”(32)所以在史部他首列国朝史一类，在子部丛书类中，列国朝史为第一目。集部别集类虽以时代为次，但国朝别集收书特多，分类特详。这表明了祁承爜重今的看法，和他经世致用的观点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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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献的保管与流通，同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在封建社会，由于天灾人祸等种种原因，比如封建统治阶级的暴力焚毁，大规模社会动乱的洗劫，以及保管不善和火、水、虫蛀自然灾害的影响，造成了图书资料的不断亡佚。隋代牛弘曾有图书“五厄”之说(33)，郑樵则进一步指出：“自汉以来书籍，至于今日，百不存一二。”(34)可见图书资料损失之严重。要做到历史文献的聚而不散，实在是一件难事。历代藏书家的私人藏书，虽盛极一时，但大多昙花一现，传不多久就烟消云散了。祁承爜有鉴于此，为了能使图书资料长期保存并流传下去，他认真总结，对历史文献的保管与流通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看法，具体反映在他著名的藏书约中。“今与尔辈约：及吾之身，则月益之，及尔辈之身，则岁益之。子孙能读者，则以一人尽居之，不能读者，则以众人递守之。入架者不复出，蠧啮者必速补。子孙取读者，就堂检阅，阅竟即入架，不得入私室。亲友借观者，有副本则以应，无副本则以辞，正本不得出密园外。书目视所益多寡，大较近以五年，远以十年一编次。勿分析，勿复瓿，勿归商贾手，如此而已。”(35)这个藏书约虽然是为教诲子孙守好图书而设，但它的作用和影响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祁承爜极其强调图书的增补与清点，主张五年或者十年重新编目一次，这是很必要的。关于图书如何保管，入室读书有什么规矩，外人借阅如何来处理，书库如何进行整理等问题，他都作了具体而细致的规定。对于解决图书收藏与使用的矛盾，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应该是比较切实可行的。祁承爜对图书的修补保护也非常重视。他认为修补是重要的工作，决不能马马虎虎。为了保护好图书，他指出：“启卷先视几案洁净，藉以裀褥，然后端坐展看，或欲行，即承以方版，非惟免手汗渍及，亦恐触动其脑，每竟一版，即侧右手大指面衬其沿而复以次指面撚而挟过。”(36)这里说得多么详尽，多么不厌其烦，深深道出了他良苦的用心。另外，祁承爜还提出：“每岁以上伏及重阳间，视天气晴明，设几案于当日所，侧群书其上，以暴其脑。”让图书在太阳下曝晒，以免受到水湿虫蛀之害，在当时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法。所以他的藏书能做到“年月虽深，终不损动”(37)。这和他采取严密的保护措施是分不开的。古代的藏书家，把图书的保管使用方法说得如此细密而有条理，祁承爜应为第一人。除藏书约外，祁承爜还有一印藏书铭，其文曰：“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永弗失。”(38)这表明了他对儿孙们的期望。为了保护图书，使其不致散失，祁承爜真可谓想尽了办法。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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