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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说得很正确，克罗齐心目中的历史不是原始史料，而是历史著作，人类文化史上也确乎没有完全不以史料为基础的历史著作。但是，史料一旦从原始状态进入历史著作，就由僵死的记载获得了再生的意义，在现实生活的精神和历史学家的思想中确立了自己新的个性，有必要进一步指出，它不是作为冷冰冰的硬核存在于历史学家酥软的解释中的，它与人们假想的环绕它的解释其实具有同一的性质。“文献与批判……它们是历史综合的两种因素，它们是历史本身的部分，它们就在综合之中，它们是综合的组成部分并被它所组成。因此，认为史料存在于历史之外的看法也是一种应予消灭的假想”（第11页）。
    总之，在历史研究中不可能没有主观的成分、思想的参与，“哲学从前门被赶了出去又总是从窗口飞了回来”（〔英〕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页），而且，贯通在历史研究中的思想和精神只能是现实的或当代的。因为我们不可能站在过去和未来来看待现在面临的问题。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不同于我们的祖先，我们所肯定的东西可能恰好是我们前人所否定的，我们今天所鄙夷的东西或许在将来会受到我们后代的崇尚，我们今天的著作也逃脱不了如同前辈史学家的著作在当代的命运，在未来的岁月中被逐渐淘汰。可以肯定地说，后来的人们不会以我们自称要写的那个时代的记录来看待我们的写作，而是当作反映我们时代思想的记录来看。这就是历史好象永远也写不完，每个时代总是要编写历史的因由所在，也是“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深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