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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阀”:城市社区民族冲突及其消解机制(2)


    二、环境与心理:城市社区民族冲突产生的影响因素
    一般来说,社会冲突的产生既与特定的经济制度、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客观环境有关,也与特定社会群体的认知水平和主观体验等心理因素有关。同样,城市民族冲突的形成也是不同地域少数民族聚居城市之后,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一种结果。总体看来,促使城市民族冲突形成的环境和心理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因素及其引发的心理认同问题,是城市社区民族冲突产生的直接原因
    在社会流动过程中,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之间的敌意,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弱势群体对自己缺少的,却是强势群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的无限渴望。这种特殊的心理反差,往往成为群体间敌对情绪产生的原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多来自农牧业地区,在融入城市工业与科技文明过程中,常会遇到一些障碍性因素。一方面,他们受到文化水平、劳动技能、语言习俗等条件的限制,往往无法获得技术含量较高的职业;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族际间文化隔阂的存在,流动少数民族人口在日常生活中,有时会遇到偏见与歧视现象。雇主或城市居民长期形成的刻板印象,使他们在择业时,增加了他们在城市里的择业难度。由于就业环境、劳动强度、工资收入等方面,存在很多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无法满意的地方,容易导致他们产生一定的心理落差与相对剥夺感。许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于城市居民的经济收入,以及社会地位充满了羡慕、嫉妒、仇恨等比较复杂的情绪。在长期的压抑中,容易导致他们不良情绪慢慢积聚,增加了冲突行为产生的可能性。出于生存需要,流动少数民族人口比较看重经济利益的维护,偷盗、抢劫等不法行为也时有发生。近年来,一些城市频发的拉面馆打砸事件,既涉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内部的矛盾,也存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矛盾。这类冲突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参与市场经济过程中,多方利益难以实现平衡的一种表现。
    (二)政治权利与社会保障权益缺失,以及权益保障意识渐渐觉醒,是当前城市社区民族冲突产生的另一个原因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之后,往往受到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无法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他们无法有效兼顾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政治生活,在政治参与方面“边缘人”的现象较为严重。[8]随着文化水平与政治参与意识不断提高,城市少数民族尤其他们中的流动人口逐渐意识到,相关权利的不平等是对自身权益的剥夺,于是产生了一系列为了谋求权益保障而形成的社会冲突。城市社区为拥有户籍的居民提供的子女受教育权、养老保障权、医疗保障权等,在一定程度上将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流动人口隔绝在外,使他们在遇到生活困境时,对城市生活丧失了信心。社会保障权益的缺失,增加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生活负担,使他们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弱化了他们在城市中的地位。社会保障权益缺失、利益诉求无望、生活困境加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他们的不满情绪。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无法更好地参与居民自治活动,不具有相关选举权、行使权利的通道不畅、难以表达利益诉求、自我权利保护意识的觉醒与增强,及其对就业不公平等歧视现象的不满,使得他们负面情绪不断积累,进而可能引发族际冲突。
    (三)多元文化共存以及由此形成的异质性文化空间,也是城市社区民族冲突产生的重要原因
    族际交往中,社会冲突形成的根源在于文化的非均衡性,而不是文化的多元性。[9]社区主体的多元化以及文化的差异化、不均衡性,在日常生活中主要表现在文化习俗的差异性,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认同与心理素质差异等诸多方面。在城市社区里,人数占绝大多数的主体居民所具有的文化习俗与规范,往往被视为大家应该共同遵守的样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主流文化的生活环境中,如果不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做,似乎就会变成“异类”,容易产生文化撕裂感和文化冲突。文化相对弱势的现状使得他们在融入城市过程中,更倾向通过“抱团”来抵御城市主流文化的冲击,进一步强化内部自我认同。这也就是学界常说的“内卷化”现象。在由族缘、乡缘、亲缘形成的社会交往圈子内,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内部文化认同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对城市异质文化的排斥与抵御。文化认同差异及其衍生的深层心理机制,成为城市社区民族冲突形成的重要因素。在一个共同生活的社区内部,不同宗教、文化习俗的人,彼此要进行交往、交流,文化的差异性使得他们之间的矛盾不经意间就会产生。当诸多矛盾不断加深,并上升到心理认知层面时,族际之间以偏见、歧视为主的刻板印象,就会成为民族冲突形成的推动力量。
    可见,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而促成的城市社区民族矛盾,是一个逐渐积累并加剧的过程,当受到某些特定事件的渲染,极有可能导致城市族际冲突爆发。城市社区民族矛盾与冲突的形成,属于深层社会问题,需要相关制度安排,以及法律、法规的完善,才能真正解决。从此层面来看,城市社区作为族际冲突爆发的“安全阀”,其主要功能体现在对冲突的缓解上。社区“安全阀”作为消解城市民族冲突的一个平台,能够及时进行冲突预警,促使社会各界以及相关部门,认识到改进城市民族工作模式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就是说,作为具备“安全阀”功能主体的城市社区,能够发挥其积极调解作用,对不同群体的矛盾提供宣泄渠道,缓解族际矛盾加深。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