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孔子（公元前551-479年）是中国史学之父，正如希罗多德（公元前485-425年）是希腊史学（从而也是近代西方史学）之父一样。孔子的《春秋》，正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一样，是世界上最早的历史专著。孔子不仅比希罗多德早了半个世纪，而且在学术思想上有更大的成就。希罗多德只是一个历史编纂学家，孔子并且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和教育家，所以孔子还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史学理论，它在古代世界史学史上是无与伦比的。本文将在适当的场合，把孔子的史学理论和西方的史学理论作出比较观。
我们所说的史学理论，按照今天一般用法，指如下两个方面：一为历史编纂学理论（theory of historiogrpy）；一为历史元理论（metatheory of history），即一般所说的历史哲学。意大利著名历史理论家克罗齐指出：“历史编纂学的理论……是历史编纂学所得到的关于它自己的意识”。①孔子的历史编纂学理论主要见之于关于《春秋》的编撰学方面。孔子的历史哲学主要见之于他所编著的《易传》中。本文拟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以《春秋》为主专门论述孔子的历史编纂学理论；一部分以《易传》为主专门论述孔子的历史元理论。这里仅发表第一部分，下一部分另文发表。
在孔子死后差不多五个世纪，司马迁才第一次对孔子的史学理论作出全面的理解。在这五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中国的历史编纂学缓慢地发展着。司马迁以孔子的史学理论作为历史方法论，结合自黄帝以来的历史实际，写成《史记》一书，奠定了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学科模式”（disciplinary paradigm）。中国封建社会的“正史”（normal history）二千年来都是在这个模式的指引下发展的。直到20世纪初，梁启超提倡“史学革命”时，这种模式才被打破。司马迁是中国第一个伟大的历史编纂学家，所以只有他才能第一次全面而准确地理解和解释孔子的历史编纂学理论，这是不足为奇的。令人奇怪的事是自司马迁以后直到今天，却不再有人全面而系统地阐明孔子的史学观念。本文的旨趣就在于：主要以司马迁的论述为参照，对孔子的历史编纂学理论作出现代的再理解与系统的再解释；并且粗略地涉及一下，在司马迁以后，我国传统史学家和经学家只重视孔子的历史理论的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全面的原因。他们所重视的就是孔子的史学观念中关于历史学的“训诲职能”（didactic function）这一个方面。
第一节 司马迁的“六经皆史说”-一“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的历史方法论
汉初，司马氏世为史官，这个史学家族把儒家的经典《六经》（汉人习惯地称为《六艺》）作为孔子的历史方法论，并且作为他们司马氏治史的家法来传授。司马迁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而〕明世〔者〕：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见《史记·太史公自序》并参照《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并表示他自己的学术意图就在这里。
司马迁以历史学家的眼光看《六经》，从而把《易传》与《春秋》和其余四经分开，并且郑重地作为“正”和“继”的对象，而对《诗》《书》《礼》《乐》四经则泛泛地称作“本……之际”。这是明显的区别对待。只要细读《史记》中的有关言论，我们就可看出司马迁把前二经作为历史研究的理论纲领或“预先假说”（pre-supposition）；而把后四经作为历史资料的根据。分别引证和论述如下。我们先看司马迁就正于《易传》的是什么。他写道：“《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易》以道‘化’”（《太史公自序》）。就《易》本身说，如汉代学者所指出，“易”有三种含义：“易简”、“变易”、“不易”。第一义所指的是方法论，第二和第三是有关本体论问题。而司马迁于本体论中仅取“变易”世界观（即把整个世界看作是不断运动和生灭的体系），这正好作为历史研究的前提假说。因为摆在任何一个历史家面前的是人类社会已发生过的事，是前言往行，而它们只能属于一个变化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它们不断发生和消失。如果我们把一切都看作在本质上是“不易”的，那就没有历史了。春秋时代是中国历史以空前的速度变化着的时代，当时的史官就有明确的历史意识。如公元前510年，晋国的史墨（史官名“墨”）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虞、夏、商三代的后裔--引者注），于今为庶”（《左传·昭公32年》）。这位史官把自然变化和社会变化统一在他的历史意识中。孔子在《易传》中系统地叙述了变易的世界观，我们将专文讨论。司马迁继承《春秋》的又是什么呢？我们可用他的如下说法来回答。他说：“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洽。……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十二诸侯年表·序》）。可见，司马迁把《春秋》看作是一部历史编纂学的著作，其中包含了孔子的“史学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本文即将全面论述孔子的史学观念（史学观）。汉代学者常把《易》与《春秋》对举，认为前者谈“天道”（世界观），后者讲“人道”（历史观）。如班固所说：“《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汉书·律历志上》）。总之，司马迁所说的“正《易传》”和“继《春秋》”意味着以前者的“天道”（世界观）和后者的“人道”（历史观）作为他自己的历史编纂学的理论基础，只有这样，他才能得出他自己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理论纲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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