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恩格斯在《作用》中提出了关于人类起源和形成的三个概念：攀树的猿群、形成中的人、完全形成的人。学术界公认是形成中的人的劳动促成了从猿到人的转变。分歧在于，这种劳动是指使用天然工具的萌芽劳动还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劳动，与此有关的是对形成中的人起止标志的不同看法。因这一问题关系到确定劳动是在人类起源和形成过程的什么阶段起作用，应当首先弄明白。
按国内目前流行观点，形成中的人所从事的是使用天然工具的萌芽劳动，直立行走和制造工具分别是形成中的人的起点和终点，腊玛古猿和南方古猿就是形成中人的代表。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我认为要弄清恩格斯对形成中的人及其劳动的看法，必须遵循历史主义原则，从当时人类起源研究的实际水平出发考虑问题。恩格斯时代，已经有人将直立行走和制造工具提出作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但是还缺乏科学材料证明二者出现的先后顺序。因为当时发现的最早的人科化石，是已能直立和制造工具的尼安德特人。此外还有更早的所谓“洪积期前”（距现在确定是在二三百万年前）的燧石器。但未发现这些石器的制造者。从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书信可知他非常了解这些情况。⑧只是从本世纪20年代起，随着南方古猿腊玛古猿化石的先后发现，古人类学界才明确直立行走先于制造工具。既然恩格斯时代还不知有一个从直立行走到制造工具的阶段，他怎么可能用“形成中的人”来表示这一阶段呢？流行观点显然是将后来的看法与恩格斯的概念混为一谈了。
其实只要不抱先人之见，就可看出按《作用》的行文逻辑，恩格斯是把双足直立行走的确立和双手由使用天然工具到制造工具当作从猿到人转变中相辅相成的变化；对直立行走还未“成为必然”、使用天然工具的人类祖先，他多次明确用“猿类”而没有一处用“形成中的人”表示。这从反面证明，恩格斯心目中的形成中的人，一定是已经直立行走和制造工具的人，尼安德特人无疑就是这种形成中的人的典型。
“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生了新的因素--社会。”⑨恩格斯将社会的产生看作人完全形成的标志。尽管“社会”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它作为一种“新的因素”一定隐含着恩格斯当时对最早社会组织形态的认识。有人认为这种最早的社会组织是血缘家族，这又是一种误解。因为“血缘家族”是恩格斯引自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术语，恩格斯写《作用》时（1876年），《古代社会》还未出版（出版于1877年）。考虑到恩格斯当时对原始社会的认识水平，结合参考《资本论》、《反杜林论》等这一时期重要著作的论述，我认为恩格斯当时所能设想的最早社会组织是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公社。《作用》有两段话暗示了这一点：“原始的土地公有制，一方面适应于眼界完全局限于眼前事物的人们的发展程度，另一方面则可以用土地的一定剩余为前提，……”⑩“……能计划怎样劳动的头脑在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例如，在原始的家庭中），已经能不通过自己的手而是通过别人的手来执行它所计划好的劳动了。”（11）以上论述包括两层意思：1.这种社会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2.其中已出现阶级奴役的萌芽。显然，只有到新石器时代原始农牧业出现。生产力有一定发展之后，这两种现象才能出现。处于采集渔猎阶段的人是无所谓土地所有制观念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可以把“形成中的人”看作是从制造工具到原始农牧业产生阶段上的人，约相当于人类体质进化史上从早期猿人到新人的出现。形成中的人之所以是人，因为它已具备会制造工具这一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这种人之所以还在形成中，乃因新人的体质形态和人的语言、意识、社会组织还在形成中。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形成中人的劳动促成了人的形成。这样理解形成中的人及其劳动既符合《作用》对形成中的人的论述，也不致与该文所下的劳动定义（“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相矛盾。值得一提的是，对形成中的人的这种看法已得到苏联科学界的公认。（12）
迄今已知的科学材料也只能证实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劳动对人类体质形态进化的作用。例如已会制造工具的爪哇猿人、北京猿人上下肢骨和头骨发展的不平衡；又如制造工具后人类脑量的迅速增长（不会制造工具的南方古猿的脑量在600毫升以下，与现代类人猿差不多，而能人650毫升、晚期猿人1000毫升、智人1400毫升。）
对形成中的人的不同理解必然涉及对《作用》中“从猿到人转变过程”意义的不同理解。如果把制造工具作为人完全形成的标志，必然把工具的制造当作转变过程的结束。而按我对形成中的人的认识，这一过程则要长得多。可以把从猿到人转变过程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攀树的猿群到形成中的人出现，此阶段完结的标志是直立姿势的确立和制造工具，可把此阶段看作人类起源阶段。第二阶段是形成中人的阶段即人类形成阶段，以原始农牧业产生为终结。这两个阶段大致符合现代古人类学界对人类进化过程两阶段的划分：即从人科产生到人属出现的人类起源阶段和从人属开始的人类发展阶段。（13）
可见，按恩格斯原意，劳动主要在人类形成阶段而不是起源阶段起作用，劳动是促使人完全形成的主要动力。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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