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士子经过学习培养及应试赴考，或者在科场竞奔中获得了较高的功名，得以跻身仕途；或者在著述学识方面有了显著成就，开始在学术文化界产生影响，这些，都可以看成是成才的标志。对于清代历科状元来说，他们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艰难角逐，脱颖而出，在万千举人、进士的行列中，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可以说，每个状元的夺魁年龄，就是他们的“成才年龄”，此时人的智力发展正处在巅峰状态。清代历科状元廷试首冠时年龄都是多少？稽诸史料，有66 人可以查考出来〔8〕。
在66名状元中，夺魁年龄最小的是于敏中和戴衢亨--均为24岁；年龄最大的是蔡启僔--52岁和王式丹--59岁。66人平均中状元的年龄是35岁。考中状元最多的年龄组是26至45岁之间的两个组，占总人数的86.3%。
将上述资料与当今科学史工作者的研究成果相联系、相比较以后，我们说，26-45岁是清代状元科举应试的“最佳年龄区”，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士子的“最佳年龄区”，是一个人精力最旺盛、最容易获得成功的时期。45岁以后，智力一般逐渐衰退，这不仅与人脑生理因素有关，与整个身体状况也有关。像蔡启僔、王式丹那样在52岁和59岁中状元的，实属凤毛麟角。我们还可以说，35岁是考中状元的“最佳峰值年龄”，也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最佳峰值年龄”。在这个年龄上，人的知觉与记忆、比较与判断、动作与反应速度等智力指标，均处巅峰状态。
清代状元平均成才年龄是35岁，应该说是比较大的。再查考史料，百余名大魁天下的人当中，有67名寿命可以查出。寿命最短的是邹忠倚，年32岁；寿命最长的是张之万，年87岁。平均寿命是63.3岁。换言之，这些状元一生中要把半数以上的时间用在接受教育和科场竞奔上，代价相当可观。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在掌握传统文化典籍方面，面临两个方面特殊的难处，负担格外繁重：一是汉字历史悠久，结构复杂，不易掌握；二是中国文化典籍数量浩繁，掌握它需要花费很多时光和精力。
清代状元的平均成才年龄是35岁，也和八股制义虚耗了士子大量精力有关。清代读书人往往从十二、三岁就开始学习八股文，因为它是科举考试中最重要的文体。平心而论，明初制定八股文格式之际，立意未尝不善。这种文体将经义、策论、诗赋融合在一起，目的是在六七百字的一篇文章内，既考察应试诸生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又考察他们的文辞表达能力。由于每篇试文分为八股，每股的文句形式与内容都有特定的要求，这就便于考官较迅速地判断应试者的水平，以定取舍。所以，八股文是科举时代一种比较成熟的规范化、标准化试卷模式，它作为科场考试的专用文体，沿用500年之久，绝对不是偶然的。但是， 世界上没有无弊之法，八股文行之愈久，弊端愈多。康熙年间曾一度停用八股文，旋又恢复。乾隆初年又有兵部侍郎舒赫德指陈八股取士的四大弊端，朝臣中曾为此进行过激烈辩论，结果还是继续沿用。清代士子为了研习时文制艺，弋取功名，不得不耗用许多宝贵年华。这种时文制义，掌握起来费时费力，登进仕途后又全然无用。更有一味抄袭墨卷房稿，心术变坏者。故许多有识之士，对它进行猛烈抨击，并提出改革方案。这之中，顾炎武和龚自珍的议论较为典型。顾炎武对经义取士的弊端，进行过淋漓尽致的针砭，其论曰：“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且以经文言之，初场所习本经义四道，而本经之中场屋可出之题不过数十。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计篇酬价。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记诵熟习，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文抄誊上卷，较之风檐结构，难易迥殊，四书亦然。发榜之后，此曹便为贵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馆选，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昔人所须十年而成者，以一年毕之；昔人所待一年而习者，以一月毕之。成于剿袭，得于假倩，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9〕他提出的更改办法是：凡四书、 五经之文皆问疑义，这些疑义要以一经通之于五经，应试者必须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其文无法事先意拟，只能出于场屋之中，这样才不致以他人之文抄誊一遍而侥幸中式。龚自珍也十分痛恨八股取士之害，力主加以厘革。他在《与人笺》中说；“今世科场之文，万喙相因，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坊间刻本，如山如海。四书文禄士，五百年矣；士禄于四书文，数万辈矣。既究既极，阁下何不及今天子大有为之初，上书乞改功令，以收杰才？”〔10〕他认为必须改变功令，“变之如何？汉世讽书射策，皆善矣。”讽书射策就是向朝廷陈述自己的见解，答问本朝的政事。他提出，每次可出十条题目，全答对者列为甲等，答对七条列为乙等，答对三四条的列为丙等，答对不够三条的就不录取。文词不能扭捏作态、模棱两可，或是不着边际、离开正题。还要适当规定，每条不能超过若干字。答不上的，就庄重地写上“未闻”二字。他说：“如此则功令不缛，有司不眩，心术不欺，言语不伪。”〔11〕总之，顾炎武、龚自珍所抨击的不是整个科举考试制度，因为科目选士之法较之以往的察举征辟与九品中正制来说，具有明显的均等竞争机制，有利于甄拔人才。他们所指斥的是考试的内容与程式，认为八股文空疏无用，贻误人才。这些见解无疑是很正确的。清代状元与万千举子都曾为科场应对文字而长期呕心沥血，着实令人扼腕太息。
通过以上几个问题的分析，可以说明，运用中观史学的方法，撷取科举制度中一段时期、一组有关人物进行研究，可以得出不少有价值的、具有说服力的结论，这是任何微观式的个案研究所不能比拟的。当然，我们也不能企望通过这些探讨便对中国古代传统教育遗产及历经变革的考选制度作出全面、系统的评估，那是另外的、更为宏观的研究任务。
“中观史学”的提法，貌似陌生。实际上，它恰恰是当前史学研究中的一种趋势、一股潮流。过去流行的那种绵延数千年、覆盖全国南北的通史性研究已日趋减少，更多的著述是探讨一个区域、一个历史时期、一个具体门类的历史问题，诸如区域经济史和文化史、断代经济史和文化史，以及各种专业史、专题史等等，许多都可以划入中观史学的范畴。所以我们可以说，目前正值中观史学空前繁荣的时代。
但是，真正从理论上阐述“中观史学”的内容、方法和意义，确实又是个崭新的课题。中观史学与宏观、微观史学之间显然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它们各有自己的特点和独立性，但又相互依存、相互包容。一部上乘的历史著述，实际要把微观、中观、宏观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完成。像这些问题，都值得史学理论工作者加以探讨。笔者仅就目前粗浅认识及初步实践提出以上看法，尚祈方家指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