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以上的诸多情况可以看出，对“汉学”和“中国学”的提法和理解的分歧还是存在的。这里面涉及到好几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汉学”、“中国学”之间是否有等号可划；其二，“汉学”、“中国学”之间有没有发展的阶段之分；其三，是否有以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为主的“汉学”和以其它研究对象为主的“中国学”？看来“汉学”和“中国学”的理解之争足以打一场笔墨官司，当然迄今为止，谁都没有为此作过激烈的争辩。不过争也罢不争也罢，划等号也罢不划等号也罢，“汉学”和“中国学”的研究都照样发展，不会因此而停顿。笔者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想让人们引起重视。这里面确实有文章可做，这个问题的探讨有利于究明“汉学”和“中国学”的研究对象和目的，深入问题的总结和探讨。在这方面，笔者比较倾向于从“汉学”、“中国学”的前后发展阶段说的角度考虑问题。
二、初步的成果和感受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地提到学术工作者的面前。一批初期的成果正在出现。较先出版的工具书是冯蒸编的《近三十年国外“中国学”工具书简介》。此书1981年6 月由中华书局出版，集中向读者介绍了国外学者有关中国问题研究的各类工具书如词典、字典、事典、诸种课题研究目录、索引、引得、百科全书、类书，以及有关少数民族的工具书等。作者提及编写目的时写道：“通过本书可以使读者了解近三十年来国外大致编撰了多少种有关中国学的工具书”，“借此可以了解国外研究中国学的一般情况和研究动向，使广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作到‘心中有数’，以及在制定科研工作计划和向国外订购图书，开展学术交流时参考”。〔11〕与此差不多同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编的《国外研究中国丛书》，这套书由《国外西藏研究概述》（1979年）、《日本的中国学家》（1980年）、《美国中国学手册》（1981年）、《俄苏中国学手册》（1983年）等系列著作组成，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日本、美国、俄国、苏联等国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情况和特点。如《俄苏中国学手册》由上、下两册组成，1050页之多，篇目包括“俄国的中国学家”、“俄国中国学主要机构”、“发表中国问题文章的俄国报刊和收藏俄国中国学家手稿、档案与所获文物的主要机构名录”，以及“苏联的中国学家”、“苏联中国学主要机构”、“苏联中国学主要会议（1970-1983）”、“苏联发表中国问题文章的期刊”、“苏联中国学书目（1942--1983）”等。最近，又一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外事局合编的题为《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的新著问世。此书对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捷克和斯洛伐克、丹麦、法国、德国、匈牙利、以色列、意大利、日本、朝鲜、韩国、马来西亚、荷兰、挪威、俄罗斯、瑞典、瑞士、英国、美国等几十个国家1434个中国学家作了介绍。介绍内容包括海外中国学家的原文姓名、译名或汉名、通讯地址、出生时间、出生地点、学历、经历、著作等。全书58万8千字， 是近年来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
在这些重要的基础性工具书问世的同时，一批看来颇化功夫的有关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论文也频频刊出。如魏秦《战后迅猛发展的国外中国学研究》（刊《文汇报》1991年2月20日）、 王湘云《中国与外部世界--关于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的一些感想》（刊《清史研究》1992年2 期）、陈祖怀《神驰中国六十年的费正清》（刊《联合时报》1992年5 月29日）、王晴佳《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评述》（刊《历史研究》1993 年6期）、沈定平《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开拓性著作》（刊《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4期）、 郭忠正《国际汉学领域的一支新军--访法国远东科技史研究组》（刊《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11期）、江桥《德国的满学研究》（刊《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1期）、 陈启能《海外中国学发展趋势与文明史观》（刊《中国史研究》1995年1期）、 候且岸《费正清与美国现代中国学》（刊《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2期）、 张国刚《剑桥大学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刊《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3期）、耿昇《法国学者近年来对中学西渐的研究》（刊《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4、5期）、张铠《美中贸易与美国中国史研究（殖民时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刊《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5期）、张铠《美国中国史研究专业队伍的形成及其史学成就（第一次世界大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刊《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7期）等。 《中国史研究动态》积极支持这些研究文章的问世，大力提供发表园地。《中国史研究动态》自创刊来，还以相当多的篇幅介绍了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韩国、苏联、荷兰等各国学者关于各自所在国中国学研究的情况。
对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的初步爬梳、整理和探讨，使国内学者对各国的研究情况有了盖然的认识和了解，深切感受到这股学术思潮的气势和前程远大，为此，有关的专家对这股势头健劲的海外中国学的发展特点作了认真的归纳和分析，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参考意见。他们认为，其一，这支研究队伍已发展到规模相当庞大的地步。学者们指出，海外各国的中国学研究队伍的人员总数，估计已不下于万人。“这支高级的万人学术队伍，虽然为数不如我国研究自身问题的专家学者队伍庞大，但也为数可观，堪称伯仲了”。〔12〕千万不可小视。其二，专门的研究机构在迅速扩充。研究者称，“目前世界上至少有40个国家和地区设有一定规模的中国研究机构”，“如果把军政界、企业界的中国研究机构也包括在内，估计不会少于一千个。”“公开出版过中国研究著作的机构，也至少有五百个”。〔13〕数量可谓不少。其三，包容广泛的资讯系统迅快建立。学者们指出，海外对中国问题各类资料的搜集范围、搜集速度、收藏水准，都相当惊人。以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图书馆藏书言，就有中国族谱、家谱各5000种，方志逾6000种，科举名册近5000种，其它情况更甚。其四，广泛的研究领域和丰硕的研究成果。学者们介绍说，按时间跨度，不计地质学年代而以人类学纪年看，“从元谋人、北京猿人，到20世纪80年代昆明东郊的撒梅族，上下数十万年，都有专题研究。”“从有史记载而言，从夏商周三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其间历朝历代史事莫不问津”。〔14〕要言之，海外中国学已渗透方方面面，不仅对中国的活语言有研究，就是中国的死语言如西夏语，也有研究。“甚至某些‘中国专利’部门，如中共党史研究，毛泽东思想和毛著版本研究等，也频繁问津”。〔15〕其五，跨学科研究趋势的出现。论者谓，由于海外中国学研究人员的不断充实和素质的提高，分科研究成果和经验的大量积累，许多社会科学家包括自然科学家的积极参与探讨，以及现代化电子技术手段的介入，所以一股多学科、跨学科的海外中国学的综合研究的趋势已经并正在形成。其六，国际一体化趋势。学者们指出，由于中国学研究本身的发展需要进行国际间的协作和交流，而国际垄断资本为其自身目的，又通过基金进行大量资助，所以国外中国学研究正在出现一种“日益一体化的倾向”，“美国的中国学同英语国家及西欧诸国中国学中心互相交流、协作、结合的过程正在积极发展”，“一体化的趋势使国外这支成千上万人的研究队伍能够发挥比以往单干大得多的作用”。〔16〕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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