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培养史心云云，作为史学的意义、功用与目的，乃客观存在的道理如此。但如钱先生所说，学问皆由人做。所以，史学的这个意义、功用与目的，须人去遵循即在实践中始能显发、实现与达成。换言之，落到具体的治史个人上来说，却是或然的，境界亦是有高下的。而要使或然性变成必然性，低境界升为高境界，还须有个相应的主观条件。这个条件，按钱先生的观点，也就是前述之对国家民族长时期演变的关切心情，就是人品德性。其所处理的理论问题，是德性与学问与知识的关系，具有哲学意义。此详见于收入《中国学术通义》和《新亚遗铎》的＜学问与德性＞，收入《晚学盲言》的＜知识与德性＞、＜学问与知识＞、＜知识与生命＞等文，须另文专述，不赘。其所阐述的中心思想德性首要观，与钱先生在其史学观中重视人品德性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兹仅据《中国史学发微·史学导言》，在史学的意义、功用与目的之框架中述其大意。①先要懂得注意世运兴衰人物贤奸，培养与此相关的义理观念。②先要有关心民族国家的一番心情与抱负。③人品高，学问境界亦会随而高；人品低，不能期望其学问境界之高。合言之，治史学，必先有品有情，如此始真能发用，不仅是培养史心，求取史识、作一历史正面人物一成人，即经国济世亦然。若无品无情来治史学，钱先生认为，则将如无雄之卵，孵不出小鸡来。又指出，如一无德行无情感之人，一意来求历史知识，则究其所得，也决不是历史知识。这是因为，一切知识，主要乃在学者本人之自身自心上。一切知识应以德行、情感为本。〔43〕
儒家的内圣之学心性之学，归根结蒂，是一希圣希成德成人的学问。圣贤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正面人物，德性充沛，是做人的典范。钱先生将史学的意义、功用与目的又认定为培养史心、求取史识、作一历史正面人物一有品之成人，如此，史学被纳入了儒家的内圣学的轨道。
五
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的总纲。内圣在做人，外王在治平。按钱先生的史学思想来分判，做人之学所处理的乃个别人生问题，从用上说的培养史心云云即是。治平之学所处理的乃大群人生问题，从用上说的经国济世即是。两者融通合一即钱先生所称之“全部人生”的问题。“全部人生”亦只是一整体的大生命，故内圣外王内外终始贯通。由前述，由前引培养史心云云一段文字，完全可以看到，培养史心的德性意义，人物贤奸是非评判的德性标准，关切国家民族大群人生长时期演变前程之被视为治史必先备之一番心情，实已内涵并通向了经国济世的外王意义。在钱先生的史学观里，经国济世与培养史心是联合交融一体的，借用他的话说，是一内外的。因此，钱先生的史学观之基本特质是凸显展开史学而与儒学为一体，内圣与外王两学并含而双显。经国济世，培养史心，是考据、辞章、义理、经济兼包会通的史学大体之大用，是钱先生所发挥的全部历史人生的重大意义和价值，也就是他常说的学问之全体大用。
钱先生曾以心学与史学概括中国传统学术的主干。而由他对史学体性所作的是生命之学、实即儒学即心学、圣人之学的认定，由他的史学观之内圣与外王两学并含而双显，以及由他之判识诸子唯儒家有史学，则他之认为“心学与史学，乃为中国传统学术中两大主干”〔44〕，亦可视作：“儒学乃中国文化主要骨干”的分析命题。事实上，钱先生明确说过：“说到中国学术全体，自当以儒学为主干，儒学为中心。儒学应有两大主干，一为治平学，一为心性学。心性是内圣之学，治平是外王之学。”〔45〕
复兴儒学是钱先生长期坚持不变的主张与学术文化方向，此人所皆知，这里不待征引细论。须在本文指出的是，由发挥史学之经国济世，培养史心之大用中，钱先生提出了他的史学复兴论。他解释所谓历史正面人物，即是能参加民族国家历史大趋、领导走历史正路大路之人物。此亦即他所认为的中国传统理想人物，“正为一世精神生命之所寄，承上而启下，继往而开来”。而纵或天地变色，此历史文化精神所寄之理想人物正面人物亦无变，“中国人之仍然为中国人，中国之仍然为中国，中国史亦仍然为中国史，则唯此诸人是赖。〔46〕史学既然能发挥出经国济世、培养史心、做一历史正面人物为一成人之大用，那就理所当然的能对现代中国“辅衰起病”。所以，钱先生说：“史学复兴，则中国必然有一个由衰转兴之机运”。〔47〕
孔子是万世师表，圣贤是中国人仍然为中国人的永垂典范。按钱先生的史学观，圣人之学还是中国史学的根源与展开绵延；而圣人所著者即《春秋》，两千五百年来，中国历史亦多受《春秋》一书褒贬义理之影响。所以，钱先生说：“非知孔子，则无以知中国史。非知中国史，亦无以知孔子。”〔48〕又说：“要明白得中国孔孟学说，要明白得中国民族文化，不得不先通中国之史学。”〔49〕中国传统史学与儒学是一体发展的。因此，综合本文所述之钱先生的史学体用观，他的史学复兴论内涵（亦是互涵）了儒学复兴论乃至中国文化复兴论。
至此，仅由此本文所阐述的儒学（意义）的史学观，我们已完全有理由，既可说钱宾四先生是中国文化传统下的新史家，同样也可说他是中国文化传统下的新儒家。〔50〕
注释：
〔1〕参见拙文：《钱穆先生传略》（《晋阳学刊》1986年第4期）、《活泼泼的大生命，活泼泼的心--钱穆历史观要义疏解》（《史林》1994年第4期）。
〔2〕参见拙文：《论钱宾四先生的史学对象论》， 《史林》1987年第1期。
〔3〕《中国历史精神》第5页，香港，邓镜波学校印刷，1964年增附3版。《中国史学发微》第60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3月。
〔4〕《新亚遗铎》第425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9月。
〔5〕《中国史学发微》第52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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