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革结束以来中国大陆的史学方法研究
文化革命期间，绝大部分中国史学家被剥夺公开发表研究成果的权利。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已被扼杀，更谈不上其它史学方法研究。这时只有极少量文章高唱用阶级斗争理论研究历史，水平极低。江青集团及其写作班子搞的“儒法斗争史学”，亦自有其方法，然没有作出公开的理论说明，故本文不加考察。
（一）从1976年文革结束到1978年底，中国大陆史学界对“儒法斗争史学”的伪科学方法进行了批判。根据揭发材料，江青集团及其写作班子曾经提出：“写历史嘛，就是七真三假”，可以进行“文学加工。造出来就变成真的了”。不少文章批判了这种七真三假、伪造历史以及他们搞的庸俗历史类比的手法，这对恢复历史学的科学性及其信誉，是必要的。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强调把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逐步确立将改革开放作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国策。邓小平提倡解放思想，恢复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述政治、经济和思想领域的巨大变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大陆史学的发展，促成了80年代以来史学方法研究的百花齐放。
（二）历史考据方法研究。
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实际出发点，真确的史料是史学研究获得科学结论的认识前提。新中国建立的前17年，史学界对历史考据方法是肯定的。一些严肃认真的史学家，从来都对之十分重视。1955年批判胡适考据学后，史学界曾出现过轻视历史考据的倾向。文化革命中隐射史学搞的“七真三假”手法被揭露和批判后，更促使一大批史学家认识到，为着恢复历史科学的信誉及推动其发展，必须重视历史考据法。从1979年到90年代初，专门论述历史考据法的文章约40篇，著作则有赵光贤的《中国历史研究法》[33]、荣孟源的《史料和历史科学》[34]等。其它涉及历史考据法的论著则更多。这些论著探讨的内容主要有：阐述历史考据方法在历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搜集史料的方法，包括论述史料的范围、内容与性质以及如何分析史料的价值；史料的辨正辨伪方法，以及前辈史家有关考证方法的介绍和研究。文献史料的搜集与考证方法是中国的一门传统古老的学问，这一时期除整理总结、研究前人成果外，有关史料搜集和考证方法研究的新进展主要有：
1.关于口述史学方法。一些学者介绍了国外主要是60年代以来口述史学及其方法的发展，也有的学者介绍了中国口述史学自古及今的发展，不少文章论述了口述史学方法的涵义、性质、主要手段、运作程序、作用意义及其局限。强调口述史学方法的现代性质，是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录音机、信息交换器等），不仅可以搜集史料，而且也可以根据全面真实的原则，运用口述史料，或与文献史料相结合，以形成著作。它可以补充文献、文物史料的不足，对近现代史的研究尤具意义。
2.灰色系统理论在考据方法中的运用。霍俊江认为，传统考证方法只能在有直接历史资料或大量旁证史料的情况下才能运用。而许多历史系统乃是一个内部特征（参数）部分确知而部分不确知的灰色系统。这种灰色系统尽管系统信息不够充分，但作为系统，必然具有特定功能并且是有序的。运用灰色系统方法研究记载有间断的历史现象，一般把这一现象看成连续运动的过程，因而可以依着离散的数据建立灰色模型，运用电子计算机以探索记载间断的部分，从而填补历史记载的空白。这种方法不仅可为历史考证提供新手段，也可为电子计算机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开辟道路。[35]
3.运用现代化手段革新史料搜集整理方法。一些学者提出，我国传统的分散的依靠手工方式搜集整理史料，产生代代重复，人人重复，造成大量人力浪费。应当尽快运用电子计算机整理、贮存、检索资料，并对大量史料进行各种形式的分析考证，建立历史资料信息库，并逐步形成全国性的、区域性的或专业化的历史资料信息中心网络，为广大史学工作者服务。
（三）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的清理与新的探索。
1.关于史论关系处理方法研究的新进展。自1978年这个问题被再次提出，到90年代初，发表的文章有30多篇。不少文章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过程。有的学者仍坚持“论从史出”说，如钟城、李新等；有的学者仍坚持“史论结合”说，如李时岳、葛懋春等；单独主张“以论带史”说的没有了，有的学者又提出“以论导史”说，如林雨如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史学研究：论以论导史》[36]。还有的学者认为三种主张，概念都不清楚，无须争论了。也有的学者提出互补说，如熊德基主张“以论带史”、“论从史出”、“史论结合”三者互补，[37]赵俪生主张“以论带史”、“论从史出”二者互补。[38]《历史研究》1982年第4 期发表蒋大椿《论与史的关系考察》一文，提出应当把史与论放在不同的范围分别弄清涵义，再来处理二者关系。过去这个问题所以纠缠不清，是因为人们把不同范围的史论搅在一起，实际上这里存在三个不同的范围：一是在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范围里，“论”指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是唯物史观，“史”指历史科学。二者的关系是唯物史观给历史学提供研究的指南和引线，但不提供具体研究结论；历史学则为唯物史观的发现和发展提供科学的历史知识基础。二是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史”指史料、史实，“论”指对历史现象和过程的看法、认识。二者的关系只能是论从史出。三是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史”指历史著作中的材料，“论”指观点。这里二者的关系可以根据情况灵活处理。以论带史、先史后论、夹叙夹议、寓论于史均可，也可以多种方法并用，总之以适当表达出研究成果为宜。胡绳在1985年3月16日《光明日报》发表《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戚其章在1988年11月2日《光明日报》发表《谈论与史的关系》， 以及其它一些文章，也都主张在不同范围区别史论涵义，再处理二者关系，使这个问题的探讨有所进展。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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