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新危机的症结所在，理念的丧失只是表象，礼俗的瓦解才是其底蕴。按《共产党宣言》的表达是，现代化“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8）观念的维持或许可通过信心与学术来尝试，秩序的瓦解则无法用学问来修补。除非你学梁漱溟，带着一种唐·吉诃德精神，身体力行，搞乡村建设试验，作象征性的努力。尽管失败也是一种积极的尝试。但史家不是社会活动家，不论你把正在消逝的礼俗描绘得如何动人，其意义客观上不是对它的挽留，而是一种深切的悼念。
三、理念的防线
文化保守主义还有另一条战线，力量来自一批热衷于制“瓶”的哲学家，其思想也来自有本，即宋学。与近现代思想史上的许多问题一样，这里也要从康有为说起。康氏的思想，最能体现转型期新旧纠缠、激进与保守杂揉的特色。在其“托古改制”、重建合法性的努力中，破古文是激进，立今文（连带张扬宋学）则为保守。维新的措施实质是消解民族文化危机的方案，目标即所谓保国、保种、保教，手段则是援西入中，推动社会的现代化。这毋宁说是民族主义与激进主义的结合。只有当他要利用（被重新解释过的）传统为自己辩护，且在维新失败后仍突出保教的意义时，他才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其保守思想混合有历史（今文）与理念（宋学）双重成份。新文化运动兴起后，陈独秀等激进主义者对他的攻击，重点正是抓住其历史形式（托古立教）的荒谬性。康氏的思想经验表明，传统只能提取抽象的义理而无法移用具体的原则，从历史提取政治方略不如从文化提取哲学精神更易立足。因此，宋学取代汉学成为另一批后来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思想取向。
新文化运动中，站在维护儒家传统的立场，出来向激进主义者“应答”的重要人士是梁漱溟。他的法宝是向传统吸取精神而非承袭经验。梁氏指责康有为“数十年来冒孔子之名，而将孔子精神丧失干净。”（19）不但康不行，一般旧派人物也不行。“旧派只是新派的一种反动；他并没有倡导旧化。……尤其是他们自己思想的内容异常空乏，并不曾认识了旧化的根本精神所在，怎样禁得起陈（独秀--引者）先生那明晰的头脑，锐利的笔锋，而陈先生自然就横扫直摧，所向无敌了。”（20）
梁氏所谓“旧化的根本精神”，体现在他的一套文化哲学中。他用“意欲-生活-文化”的公式解释西方、中国及印度不同的精神生活，建立文化类型学说。认为意欲是生活的本质，而由于意欲的不可能满足，导致不同的生活态度，而不同态度的生活实践，便区分不同的文化类型。西、中、印便分别代表着意欲向前、意欲持中及意欲向后三种文化路向。三者分别对解决人对自然、人对人及人对自身三种关系各有贡献。而从三种问题关联的逻辑发展看，大战后的世界，亟需解决的正是人与人的关系，故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适逢其时。尽管它有自己的问题，必须向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民主学习，但到底应该批评地把原来的态度拿出来。经过一番抽象制作之后，激进主义者着力攻击，而一般保守主义者无力辩护的负面传统，便不是他的负担了。
梁漱溟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21）因为其知行合一，不仅有理论而且有实践。他把中国文化之根分为“无形”与“有形”两种。无形之根是伦理精神，有形之根是乡村社会，两者是相适应的。当商业资本主义势力瓦解了乡村结构之后，梁漱溟要以他提取的传统精神来整合乡土社会，通过乡村建设来拯救传统文化危机。这是形上形下一体关切的文化战略，但传统在现代面临的危机，最开始且最根本的，恰好正是形下的那部份。梁氏的“知”到世纪末仍有反响，其“行”的痕迹则全淹没在历史的荒野之中。
梁漱溟在论及孔子精神时，曾以“仁”、“孔颜之乐”，“伦理精神”等作标榜，实际已触及宋明理学心性论的课题了，但他没有深入开掘，梁氏讲文化哲学，阵势仍然太大，难以逃避攻击。现代新儒家的另一位代表熊十力则缩小阵脚，他讲的儒家精神，立足于形而上的层次上，主题是心性论。与宋明儒家相似之处，他也出入儒释，由释返儒。但他的目标不仅是重新消解佛学，而且是要抗击风头日劲的来自西学的功利主义思潮，即反物化。其代表作叫《新唯识论》，思路是用唯识论反唯物论，又用空宗反有宗，再用儒学反佛学。随说随扫，层层超越，最后去证会本心，明心见性，并衍化出体用不二、大用流行的命题。熊氏的主题从梁氏的社会文化凝缩到人生上来，这是一次重要的战略转移。
理念上，熊十力比梁漱溟更有魅力。以牟宗三、唐君毅为代表的港台新儒家，基本上是接在熊十力一线上。在中国文化由经济到政治等经验层次级级崩坏且危及到道德领域的情势下，正是在形而上的层次上，现代新儒家找到堪与西方文化抗争的最后防线，并试图以此为起点卷土重来。他们的形上学宣言是：
西方一般之形上学，乃先以求了解此客观宇宙之究极的实在，与一般的构造组织为目标的。而中国由孔孟至宋明儒之心性之学。则是人之道德实践的基础，同时是随人之道德实践生活之深度，而加深此学之深度的。这不是先固定的安置一心理行为或灵魂实体作对象，在外加以研究思索，亦是为了说明知识如何可能，而有此心性之学。然此形上学，乃近乎康德所谓的形上学，是为道德实践之基础。亦为道德实践而证实的形上学。（22）
从心性哲学的角度看，经济、政治都不是体、不是本，而是用或末。体不变，用则是可以更新的。由于新儒家从事的是哲学，与一般史学领域的保守主义者相比，能更灵活主动地构造理论体系，即能承担为传统之酒制新瓶的使命。他们应付现代性的挑战不是笼统宣扬传统的魅力或诅咒现代性的邪恶，而是把传统凝缩、提纯为一套抽象的价值理念构架，然后最大限度地吸收来自西学中的现代性因素，通过发展传统来保守传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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