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是在评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时提出“新瓶而装旧酒”的。后来成为哲学家的冯友兰建立“新理学”的体系时，便声称是对旧理学“接着讲”，这是对陈氏号召的响应。由于历史情势的不同，新旧理学差别仍极大。宋儒是以固有的社会制度不变为根基，然后才改造抽象玄妙的佛学心性之理。西洋文明对中国的冲击则不是始于学，而是始于力，是让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以至政治秩序变形的巨大压力。“新理学”要保的不是整个具体的秩序，而首先是抽象的义理，它要把这种冲击的影响规范在其义理许可的范围之内。甚至要证明世俗生活的某种转变，也是义理发展的要求。因此，“新理学”还要讲“新事论”，要“别共殊，明层次”，主张通过产业革命，把生产家庭化转变为生产社会化。
港台新儒家多排斥冯友兰，然象牟宗三等人，与乃师熊十力不同之处，也在于企图从心性论的基础上延伸出社会政治哲学（及认识论），用传统的术语叫“内圣外王”、由内圣驾御外王。从回应现代性挑战来说，又叫“返本开新”。他们注解说：“返本者，返传统儒学之本，对自家文化能自作主宰；开新者，开科学民主之新，使西学中国化而为中国所用。如是，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出自传统文化内在自觉的要求，民主科学是其法，就不会引出中国传统儒学与当代科学民主不能相容的对立误解，也可以抛开西化移植的情感难堪。”（23）
现代新儒家与宋明新儒家的共同之处在于：站在义理的层次上，论证道德的本体论依据，并力主通过教化、修养来正人心、淳风俗、协和社会秩序，振兴民族精神。两者区别在于，现代新儒家放弃了儒学的传统意识形态功能，引入西方社会政治理论，对科学理性主义作认真的反思，并借鉴西方哲学的方法来论证或表述自己的哲学信念。就此而言，现代新儒家同具有保守意识的史学家比，是显得较为激进的。余英时甚至断言：象熊十力的“反传统意识的激烈有时不在‘五四’主流派之下。”（24）如果要追问新儒家的保守主义的主要内涵属什么，我们可以说，其民族主义一面强于传统主义的一面。不过这种文化民族主义也与史家的辨种姓不同，他们是要传道统。这最典型地体现在牟宗三、唐君毅对中外文化所作的“判教”功夫上。
总括而论，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发展有两个方向，它们同汉、宋两种学术思想传统有渊源关系。在学术形态上，一表现为史学，一表现为哲学。史学以古为镜，考究、描述历代兴亡变迁之迹，显示民族文化精神凝聚、发展的实际历程，其方法是把信念还原于史实。哲学以明理为梏的，从历史过程中分离出价值观念系统，方法是从实际抽绎出理念。这具体与抽象之别，导致其思想功能也一样。史学的具体，使人们对往迹有体察入微的感受，对民族特性的揭示更细致，更易深入人心。而从回应现代性的挑战而言，传统经验中可借鉴的意义则不强，同时也无力提出整合新旧经验的理论方略，因而应变能力较弱。哲学的抽象，对以往的历史文化作理念上的概括，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涵易于把握，同时抛弃对许多具体陈迹的纠缠，历史的包袱不重，应变的能力自然就增强。然理念这东西，越空灵就越抽象，结果它所标示的传统内涵必定越稀薄，保守得到的价值就可能太少。
说现代新儒家是“新瓶旧酒”，可能还必须补充或限定。与保守派史家比，新儒家确系制新瓶，然却不是只盛老酒，而是新旧酒相兑的了。这是把理念当形式，把生活当内容，即前者为瓶后者为酒来看的说法。然理念也可以有形式与内容的分解，即可继续移用瓶与酒的区分。在这一层次上，依激进主义的立场来看，它的确就是新瓶旧酒，新的是它的表述方式，旧的则是其精神内涵。这就造成现代新儒家于思想史舞台上处在既可左右逢源也会两面受敌的局势中。不过，由于现代文化激进主义占主流，它也自然而然地被固定划分在保守主义阵营之中。
文化上，以激进主义为参照系，从反面界定保守主义可能省事，但观察会流于表面，本文从探讨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根源入手，对其作“历史”与“理念”两种理想类型的分析，意在把问题引向深入。这不是旧事物的标签，而是可以观察新现象的概念工具。正如工具可以在实践中改进一样，理念也应当在应用（尤其在批评）中修正。也许，这种以理解为宗旨的探讨，对于中国文化的有心人，无论是想有效的保守还是有效的激进者，都是有益的启示。
注释：
①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第2期，1954年5月。
② 转引自吴学昭著《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至11页。
③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52页。
④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⑤ 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⑥ 章太炎：《答梦庵》，《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98页。
⑦ 参见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76页。
⑧ 钱穆：《馀杭章氏学别记》，《章太炎生平与学术》，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6页。
⑨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7页。
⑩ 王国维：《论政事疏》，转引自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页。
（11）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20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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