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的“品藻人物”的风气的盛行，又促进了种种别传撰写的发展。按刘知畿的说法，别传是以“类聚区分”的形式出现的。《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著录中的高士、逸士、逸民、高隐、高僧、止足、孝子、孝德、孝友、忠臣、良吏、名士、文人、列士、童子、知己、列女、美妇等传，都属于别传。但别传也不限于“类聚区分”、多人合传，也有单个人的传记称为别传的，如《世说新语注》引用个人别传80余种（均为《隋志》未曾著录）。前者更多地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以“名教”观念为中心的社会道德观念，后者则反映出门阀士族人物的言论行迹。从《新唐书·艺文志》史部杂传记所著录的情况来看，唐人所撰别传，一方面继承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别传的遗风，一方面也显示出新的特色，如许敬宗撰《文馆词林文人传》、崔氏《唐显庆登科记》、姚康《科第录》、李弈《唐登科记》等，都跟科举制的实行相关联。
--佛教史学的兴盛，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的传播和发展达到了鼎盛阶段。佛教撰述借用了史书的形式和名称表现出来，成为一种特殊的史学即佛教史学。《法显传》、《高僧传》、《大唐西域记》、《海内寄归传》、《往五天竺国行传》、《续高僧传》等，都是出于佛教僧人之手的名作。如南朝梁时僧人慧皎（497-554）所撰《高僧传》14卷，分为10门，即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亡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记东汉至梁初中外僧人257人，附见200余人。所分10门，也是“类聚区分”之法，为中国史学第一部类传体佛教史籍，“后之作者，都不能越其轨范。”（27）唐时僧人道宣（596-667）所撰《续高僧传》30卷（明、清藏本为40卷），仿《高僧传》之体例而略有变通，所分10门是：译经、义解、习禅、明律、护法、感通、遗身、读诵、兴福、杂科。全书收录自梁初至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160余年间485位僧人，附见者219人。（28）它们不仅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史料，而且也是反映当时社会面貌的重要史料。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佛教史籍，还记载了中西交通的情况和一些域外情况，对于说明世界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于佛教史的撰述，也有出自世俗作者之手的。北魏扬（或作阳、羊）衔之（？-555）所撰《洛阳伽蓝记》5卷，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全书按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5个方位。记述了大约半个世纪中洛阳佛寺园林的兴衰之迹，其中涉及到奢华宏丽的佛寺40余座，反映了北魏佛教之盛和僧侣地主生活面貌。书的内容，兼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建筑、苑囿、风俗、人物等，可补正史之缺。
正像认识这一时期的佛教，是认识这一时期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一样，认识这一时期的佛教史学，是认识这一时期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地方史、民族史位置的日益提高。中国史学上关于地方史志的撰述起源很早，至迟在两汉时已有了很多撰者。班固撰《汉书·地理志》时，曾经使用过当时地方志的材料。（29）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史志的撰述有了很大的发展。刘知畿《史通·杂述》篇论“郡书”说：“汝、颍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同篇又论“地理书”说：“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异，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前者以人物为主，侧重记社会；后者以地理为主，侧重记自然、风俗。它们的共同点是反映一方之史。《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自《蜀文翁学堂像题记》以上，大多属于刘知畿说的“郡书”；其地理类著录诸书，范围要比刘知畿说的“地理书”广泛得多。晋人常璩所著《华阳国志》12卷，是这时期出现的地方史的代表作。“华阳”之名取自《禹贡》说的“华阳黑水惟梁州”，《华阳国志》因所记为《禹贡》九州之一的梁州地区的历史，故采古义而名之。此书兼记一方的历史、地理、人物、涉及到民族、风俗、物产，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地方史。其卷1至卷4，是《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记梁、益、宁三州的历史概况，以地理建置、自然状况为中心，详述各州郡的山川、交通、风土、物产、民俗、族姓、吏治、文化以及同秦汉、三国、两晋历代皇朝的密切关系。卷5至卷9，分别是《公孙述刘二牧志》，记公孙述、刘焉、刘璋事；《刘先主志》、《刘后主志》，记刘备、刘禅事；《大同志》，记三州在西晋时期的史事，起于魏之破蜀，迄于晋愍帝建兴元年（313年）三州大部为李雄所据；《李特雄期寿势志》，记“李氏自起事至亡”，六世42年史事，迄于晋穆帝永和三年（347）。这几卷，是关于梁、益、宁三州自东汉末年至东晋初年的编年；用汉、蜀汉、两晋纪年的黜李氏纪年，仅记其建元、改元事。卷10与卷11，是《先贤士女总赞》和《后贤志》，前者记蜀郡、巴郡、广汉、犍为、汉中、梓潼诸士女300余人，皆晋以前人物，后者记两晋时期三州人物20人。卷12是《序志并士女目录》，《目录》所收凡401人，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不见于卷10和卷11所记；《序志》略仿《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叙传》，阐述了撰述旨趣、所据文献和各卷目录提要，但未述及本人家世，这或许跟作者先事李氏、后为晋臣的经历有关。《华阳国志》有三个资料来源：一是皇朝史，如《汉书》、《东观汉记》、《汉纪》、《三国志》；二是有关巴、蜀、南中的地方史志，如谯周《三巴记》、陈寿《益部耆旧传》、魏宏《南中八郡志》等；三是作者本人考察搜集的资料，其中当包括他撰写《汉之书》（《蜀李书》）时所积累的资料。此外，他也参考了《史记》和先泰文献。象《华阳国志》这样有丰富内容的地方史，在魏晋南北朝以前是不曾有过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不多见的。通过这部书，我们可以看到此时地方史的撰写所达到的高度成就。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史撰述通过三个途径反映出来。一是皇朝史中的民族史专篇，如谢承《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华峤《汉后书》、陈寿《三国志》等，都有民族史专篇。范晔《后汉书》晚出，综合前人成果，写出了这个时期问世的“正史”中最有份量的民族史专篇，可以同《史记》、《汉书》中的有关专篇相衔接。二是以当时的皇朝史或“国史”的面貌出现，多以反映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所建政权的史事。《隋书·经籍志》史部“霸史”类所著录者，大部属于此种史书，其中以《十六国春秋》为突出代表；此外，如“正史”类所著录的魏收《后魏书》、魏《后魏书》，不仅记述了鲜卑族拓跋部的历史，还记述了拓跋部以外的鲜卑族的历史，还记述了鲜卑族以外其他各族的历史。涉及到东北、西北、西域、北方许多民族。显示出在民族史论述上的开扩视野。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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