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在传统学术方法的基础上，积极吸取西方学术方法的长处，建立新史学的方法论体系。
王国维曾对中西学术方法作过比较，指出：“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 ……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于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也。……故我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nscious-ness）之地位也”。（《静安文集·论新学语之输入》）按照他的看法，凡对所研究的对象能够运用抽象的思辨，采用综括与分析二法，“求其原因，定其理法”，核诸实际而无不合，使“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才算是取得了学术自觉的地位。以此来衡量中国传统学术，虽然也有精微缜密的内容，但惟其不在抽象思辨的理论上着力，故往往不能上升为真正的科学。王国维批评中国传统学术缺乏对研究对象作规范化的实证研究，缺乏对研究对象内在规则的抽象，从而针砭了传统学术模糊笼统的毛病。
陈寅恪也认为传统学术研究有其不足之处。他曾就古今文化史研究状况进行对比性的评论，说：“旧派失之滞，旧派所作中国文化史，其材料半出于廿二史中儒林、文苑等传及诸志，以及《文献通考》、《玉海》等类书。……新派失之诬。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有解释，看上去很有条理，然甚危险，有适用不适用处。”（引自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载《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所谓滞，就是艰涩，缺乏条理；所谓诬，就是无中生有。陈寅恪认为这是中国学术方法两个极端，都是由于缺乏对研究方法的严格训练所造成的。
王国维、陈寅恪都主张借鉴西方学术方法。王国维说：“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精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静安文集·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如果不对传统学术方法进行改造，固守“思想上之事，中国自中国、西洋自西洋”的顽固态度，就不可能使传统学术得到发展（见《静安文集续编·去毒篇》）。陈寅恪曾经高度肯定20世纪初年以来中国学术在方法论上对于西方的借鉴。1935年，他为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作序，其中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征以来未之有也。”他认为正是因为向西方学习，使得学术研究渐趋科学，从而使陈垣等史学家取得了超越钱大昕等乾嘉学者的学术成果。
但他们都认为，借鉴西方学术方法，并不是一概排斥传统学术方法，而是要立足于传统学术方法的民族特色。王国维有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观点：“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观堂别集·国学丛刊序》）也就是说，中西学术可以互补，只有坚持学术研究的民族特色，才能真正成为世界学术的有机组成部分。王国维高度评价了中国传统学术方法分析问题的广泛的视野，认为传统学术方法讲求知人论世，由其人以逆其志，既注意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地理、人文背景，又注意政治境遇乃至人物的个性特点，有其方法上的长处。他也特别推重乾嘉学者的考据方法，认为这与西方学术的分析方法有相似之处。陈寅恪对于传统学术方法从文化史角度研究历史的特点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也同样称赞乾嘉考据学的实证意识，认为从文化史角度研究历史的思路以及乾嘉考据意识都应该成为新史学向西方学习的基本出发点。
至于中西学术方法如何结合，王国维提出“能动化合”说。他早年研究《红楼梦》，一方面用尼采、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弥补红学研究原理的不足，另一方面又吸取传统学术讲求知人论世和考证的长处。后来他研究古史，一方面吸取西方社会学原理，抓住古史演变的重要线索，另一方面又在乾嘉考据这基础上提出二重证据法，以文献资料与地下考古资料相互印证，不但使古史研究呈现出较强的逻辑感，同时还扩大了史料范围，使古史的真实面目更加得以显露。王国维把古史研究的方法论提到了一个自我认识的新阶段。
陈寅恪则充分继承和发展了文化史学的方法论观点。他特别注重从文化史角度研究历史，关注在文化冲突背景下社会各项制度的特色。同时，他也很关注个人或社会集团在特定文化状态下的境遇。他的研究重心在“不古不今”的隋唐史，著有《隋唐政治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叙论》，也研究过陶渊明、王导，唐代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以及柳如是等。这些都表明陈寅恪从文化史角度分析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以及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反映文化关系的史学眼光。而这些正是司马迁《史记》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显著特色。陈寅恪在运用这一方法时，把自己关于西方文化史学的素养贯注其中，比较清楚地显示出了各种文化要素的内在联系，较之传统学术研究要清新流畅。同时，他还把考据方法容纳在他的文化史学的大前提之下，并且把史料的范围由正史延伸到地下资料，乃至遗文别集。1947年他作《元白诗笺证》，就是用元稹、白居易的诗去研究唐玄宗到唐宪宗这段由盛转衰的历史。
总之，王国维、陈寅恪立足于传统学术精神的正面继承，试图把传统史学的人伦道德精神转化为近代人文精神，把伦理型的史学主体改造为道德与科学意识相统一的史学主体，从而对新史学的精神实质提出了独到见解。在方法论领域，他们立足于传统学术方法，同时吸纳西方学术方法，提出从文化史角度研究历史、史观与考据相结合、文献与实物相结合等观点，构成近代学术方法极有价值的组成部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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