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和美在1947-1959年间主持牛津大学汉学科。他早年在中国传教，译有《前汉书·本纪》英文本3卷。他和前任们一样，注重中国语言、文学和哲学，积极推动中国古代文献的译介。
继德和美之后，霍克斯（David Hawkes）于1960-1971年担任牛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他以专研楚辞、杜诗著名，所译《楚辞·南方之歌》和《杜诗初阶》，为世所重。他还是英文本《石头记》3卷即《红楼梦》前八十回的译者。任职期间，他主编牛津东亚文学丛书，出版英文本的《刘志远诸宫调》、《李贺诗集》、《中国汉魏晋南北朝诗集》、《战国策》、《陶潜诗集》等多种。
随着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新中国的建立，西方研究中国学术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研究的目标从传统中国转向现代中国，研究方法也从文献考释发展为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互相渗透，即“科际整合”。美国研究基金雄厚，课题规模宏大，吸引许多欧洲、日本等地学者参与，不断提出各种新的解释模式，建构新型的西方“中国学”，主导西方中国学术研究达数百年之久的欧洲汉学因此衰落。
牛津大学汉学科面对这种冲击，一面坚守传统的阵地，一面渐进地作了一些调整。
1961年，牛津大学成立东方研究所（The Oriental Institute），以该所为阵地，集合各学院的东方学研究学者，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东方研究所位于亚士慕博物馆背后的普西巷内，汉学科在该所内拥有办公室、教室和语音室。开始由教师私人藏书建立起来的东方研究所图书馆，拥有为汉学科课程所需要的中文图书一万五千多册。此外，还收藏了一些重要的研究资料。汉学科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在中国语言和文学方面打好一般基础，以便继续深造，成为其他学科中未来的中国问题专家。同时，培养中国文学、历史等方面的硕士、博士。教师队伍也相对稳定，在讲座教授之外，设置固定的中国文学、历史、宗教等方面的讲师职位，从国内外聘任著名学者担任，包括华裔学者吴世昌、齐思贻。在研究方法上，也吸收借鉴美国中国学的长处。
1972-1988年，龙彼得（Plet van der Loon）担任牛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他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中国戏曲和道教，搜有大量罕见的版本和孤本。他曾被“欧洲科学基金会”任命为道藏研究计划指导委员会主席，1984年出版《宋代丛书中的道教书籍：评论和索引》（Taoist books in the libraries of the Song period:A critical study and index）。他对中国古代戏曲史，特别是南戏，有深厚的造诣，尤对明清以来闽南和台湾剧本、散曲陟猎广博，经年埋首专研，写下数十册的笔记。1988年退休后，担任牛津大学名誉教授，仍乐此不疲。1992年辑刊《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在台湾出版，附所著《古代闽南戏曲与弦管之研究》（The classical theatre and art Song of South Fukien:A study of three Ming anthologies），概论闽南语的文学及梨园戏的历史，并依据明代所用的滚门分类，对明万历间刊本《新刻增补戏队锦曲大全满天春》（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和《精选时尚新锦曲摘队》、《新刊弦管时尚摘要集》（两书均为德国萨克森州立图书馆藏）所收的散曲进行分析，还就所涉二十六种剧目的情节和出处，做精细的考证和探讨。
从本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牛津大学的汉学科渐有起色。培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大多在国内外从事大学教育、图书馆和博物馆的工作，有的则利用他们的中文优势，供职于英国议会、香港政府及外交、商务、新闻传播等部门。
这一时期，牛津大学的汉学科是作为东方学的一个分支存在和发展的。它的弱点是，和本校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中的中国研究，缺乏沟通和协作（牛津大学的学院中有一些不懂汉语的中国问题专家）。而教师的研究兴趣仍偏重于中国语言文学和历史，对中国政治、经济有所忽视。但是，在既有的学科领域内，还是因应世界学术潮流，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如在本科教学中，强调传授传统和现代中国的知识，加大了现代中国知识的内容；在研究方法上，吸收了美国中国学的长处。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注意和社会史相结合；中国史研究，向近现代移行，并伸展到社会经济史领域。吸收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担任讲师，也带来了不同的学术风格。师资队伍素质较高，在各自领域都是西方中国学界的佼佼者。
三
80年代后期，牛津大学对现代中国的研究悄然兴起，圣安东尼学院（St·Antony's College）成立了现代中国研究所，开展对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经济的研究。该所虽未列入牛津大学的正式编制，但因努力争取到各项课题基金，展示了较好的学术发展前景。同时，他们与中国有关部、委建立良好的交流和合作关系，为中国现代经济管理人才提供培训和进修的机会，成绩显著。这标志着牛津大学的中国学术研究，从研究传统中国的汉学扩展到现代中国。
以邵逸夫宣布有意捐资建立牛津大学中国学研究所为契机，牛津大学的中国学术研究力量酝酿着重新整合。1994年，牛津大学决定把东方研究所的中国部分与圣安东尼学院的现代中国研究所组合为中国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拨出牛津大学出版社在沃尔顿街（Waltan Street）的一座小楼，为该所办公、教学、科研场所。东方研究所属的汉学科，划归中国学研究所，实际上就是从东方学学科中独立出来，升格为系了。在原来的汉学讲座教师编制中，先配置中国政治和中国经济两个讲师职位，已向世界各地招聘。同年9月，搬迁完毕，牛津大学中国学研究所开始正式运作。
中国学研究所所长由牛津大学第八任汉学讲座教授杜德桥（Glen Dudbridge）担任。杜德桥教授是英国学术院（The British Academy）院士、牛津大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院士。他于1959年就学剑桥大学马德林学院（Magdalene College），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65年到牛津大学汉学科任教二十年，1985-1989年出任剑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1989年起任牛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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