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德桥主攻中国古典文学、宗教和神话，同时对传统中国社会史也有浓厚的兴趣。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目的不在于阐释（Interpretation），而在于探究中国社会为什么有这样的文学，力图把古典文学、神话和民俗、宗教、历史、文物结合起来考察，从文学看社会，从社会看文学。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也是他的第一本书，1970年出版的《西游记：十六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研究》（The Hsi-yu chi:A study of antecedents to the sixteenth-centuryChinese novel），通过对《西游记》早期版本的考证，追溯西游故事的原型和从口头文学到戏剧到小说的演变过程，考察本土文学的发展。他对孙悟空来源于印度神猴Rāmāyana的说法表示质疑，认为就算孙悟空确是从印度神猴故事演变来的，还是不足说明它和玄奘取经有什么必要的关联。为了解开孙悟空之谜，他试图从中国古代的民俗和考古文物资料中去寻找猴子的社会文化内涵。1978年出版的《妙善的传说》（The Legend of Miao-shan），是探讨观音菩萨女性化、中国化过程的作品。通过对妙善传说的背景、早期历史和以后的演变的考察，指出这一传说和《妙法莲华经》有直接关系，但又是适应宋代社会需要的再创造。
1983年，杜德桥根据牛津大学教学实践需要，整理出版了《李娃传》（The tale of Li Wa:Study and critical edition of a Chinese story from the ninth century）。这是唐代传奇《李娃传》的第一本重要、全面的英译本。他运用西方学者研究莎士比亚剧作的方法，把各种版本并列，对每一行、每个词的典故、出处，进行考证和注解，以大量历史的和文学的资料，拓宽了阅读和研究的途径，刻划其主题特征和系统类型，并对故事形成的时间、环境提出新的看法，又写了一篇近百页的导论，特别注意到唐代宗教经典与文学的呼应与和谐，在民间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意义。
1995年，杜德桥出版新著《唐代的宗教经历和凡俗社会》（Religious experience and lay society in T'ang China:A reading of Tai Fu's‘Kuang-i chi’），从文字的角度研究8世纪唐朝社会变化的动因。他运用戴孚的《广异记》，并从《太平广记》中的唐代志怪故事集中钩稽有关的资料，重建繁杂的宗教阶层成员的生活图面，作为研究8世纪中国凡俗社会个人生活的一个途径。他认为唐代宗教阶层成员的生活是在与凡俗社会长期的感受经历中形成的，是凡俗社会的某种折射，因此可以从他们的宗教经历，考察凡俗社会结构和转型的特征。
由此可见，杜德桥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文化史的研究。在方法上，既是考据详尽的实证性研究，又是“科际整合”，有一定的理论高度。
从现有教师的阵容和研究生的研究方向看，牛津大学汉学系（俗称中文系）正朝着从传统的汉学向中国学转变。原有的主要教席，在中国语言文学方面，近现代已占重要的比重，华裔学者刘陶陶博士，专攻古、近代诗歌及20世纪中国文学，语音教员干晓允负责现代汉语的教学。在中国历史方面，晁时杰（Robert L Chard）博士，专攻中国古代史（特别是秦汉史）和宗教；科大卫（David W Faure）博士，专攻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社会经济史。劳拉·纽贝（Laura Newby）博士专攻国际关系与中亚中国。
牛津大学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重视，是从70年代初伊懋可（Mark Elven）担任中国历史讲师时开始的。伊对中国宋以后的社会经济史颇有造诣，他的代表作《高水准均衡陷阱说》（The 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The Causes of the Decline of Inven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Textile Industries）一书，从技术方面探讨中国为什么不能象英国一样在19世纪经济起飞，认为中国的传统技术水平已经达到高峰，技术落后造成生产停滞，生产停滞又妨碍技术进步，形成恶性循环，也就是“高水准均衡陷阱”。此说在西方学界，曾引起广泛的反响。
科大卫于1992年接替伊懋可的教席。他长期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对明清以来的南中国特别是广东和香港地区的社会经济史下了很大的功力，搜集了大量族谱、契约、帐簿等民间文献，研究成果甚丰。1986年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香港东部新界的世系与村落》（The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一书，对明清香港新界早期社会史作了详细的研究，通过结合田野考察收集的资料，对村落居民的访问及文献的分析，揭示了当地宗族组织、村落组织和村落联盟的变迁和互动关系，而且从理论上对西方学界流行的，并长期被人接受的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观点，提出了挑战。
1989年，科大卫出版《解放前中国的农村经济：江苏和广东的贸易增长与农民生计，1870-1937》（The Rural Economy of Pre-Liberation China:Trade Increase and Persant Livelihood in Jiangsu and Guangdong,1870 to 1937）和《出口与中国农场主：江苏与广东的农村经济，1870-1911》（Export and the Chinese Farmer:The Rural Economy of Jiangsu and Guangdong,1870 to 1911）两书，考察了近代江苏和广东的农业商品化与农村经济的变化，认为1870-1937年间，国际市场的刺激，曾使江苏、广东出口农业地区的生产得到发展，农民生活也有所改善。近年来，科大卫致力于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华南农村经济和社会文化史的研究。
研究生的论文选题，也大大超出传统的欧洲汉学的范围。以1993-1994年为例，文学类的课题有：《醒世姻缘传》和《续金瓶梅》中反映的乌托邦及其关系，王夫之的文学评论，近、现代中国戏剧，中国文学的超自然现象，茅盾小说中的记事和思想体系，中国画家与作家的人类学分析，上海西方艺术的引介与传播（1911-1937年），中国文学艺术对Marianne Moore诗歌的影响，等等。历史类的课题有：明清杭州寺院制社会经济的发展，清末民初福州地区的民间信仰和家族组织，张伯行的书院改革和对程朱理学的新定义，古代中国的社会阶层，香港新界的世系和村落，张謇与南通：晚清社会经济史，晚清的社会伦理：文化保守主义的研究，社群和外部世界：清末民初广东城乡社会文化的研究，香港商业组织和南中国的政治变化（1900-1930年），上海地区中英商业冲突（1874-1914年），等等。现代中国问题和国际关系类的课题有：中国国家行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中国文化与现代化之争，中国政治学，中国的城乡移民，经济环境中的中国家族制度，企业效率、个人财富与资本分配，新疆维吾尔人的交流体系与技术变迁，香港的社会变动，中英联合声明对香港的影响，一国两制：80年代中国对香港政策中的主权与自治，尼赫鲁对华观点的演变及中印关系（1935-1960年），朝鲜战争中的中国军事干预，在西方出生的华人妇女，等等。此外，还有一些史前考古、音乐、宗教等方面的课题。在这些课题中，将会产生二十多篇博士学位论文和一批硕士论文。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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