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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并没有履行在西安达成的协议，和平局面并不稳定。为了巩固初步实现的国内和平，推动蒋介石向抗日方面转变，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有原则、有限度而又是必要的重大让步，受到了全国人民和与会的国民党左派进步人士的拥护和赞赏。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十三人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拥护农工三大政策案》，亲日派精卫则提出了一个《“剿共”政治决议案》，抗日派同亲日派为此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领袖，在会上默许和支持了宋庆龄等人的提议案。这次会上还通过了一个所谓《根绝赤祸案》的决议，虽然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进行了诬蔑，但规定取消国民革命军与红军的对立；取消国民政府与苏维埃政府的对立，共同遵守三民主义；停止武装暴动之阶级斗争。从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实际上已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国共两党合作的抗日政策。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蓄谋已久的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蒋介石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急局面，迅即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作出一系列部署。事变的第二天，蒋介石电告宋哲元就地抵抗，“宛平城应固守勿退⑦。为了表示支持宋哲元就地抵抗，蒋介石派出四个师“向石家庄或保定集中”，并要求宋哲元“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并“速回保定指挥”⑧。7月17日，蒋介石又在庐山发表谈话，明确宣布“应战”。并提出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个条件：“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⑨他在谈话中还表示：“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⑩蒋介石的这个谈话，是他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实际上确定了他决心抗战反对妥胁方针的立场。7月20日，蒋介石由庐山返回南京，立即召集全国军政要员到南京研究抗日对策。同日，反蒋派的桂系李宗仁等通电表示拥护蒋介石抗日。国民党内部的其他反蒋派系也都纷纷通电表示拥护蒋介石抗日，服从蒋介石的指挥，从而更加坚定了蒋介石决心抗日的立场。7月30日，平津失守后，蒋介石发表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只有齐心努力杀贼，驱逐万恶的倭寇。”（11）表明了他坚决抗日的态度。但在国共合作抗日问题上，蒋介石一再拖延，不做具体解决。8月9日，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后，日本大举进攻中国之势难以避免，蒋介石被迫宣布从此进入对日抗战，令参加南京会议的全国各地高级将领迅速回到部队，开始军事行动，接着蒋介石为了尽快实现全国抗战的局面，加快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谈判。在谈判中，作出了许多让步，并放弃了一些苛刻的条件。如在红军改编问题上，“西安事变前只允许编三千人，后拟加为五千人，经过斗争蒋介石又准编两个师八个团一万五千人，后又准编为三个师六个旅四万五千人，但其各师参谋长与师内各级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皆应由国民党派充”。由于中共的坚决抵制，蒋介石最终放弃了这一蛮横要求。关于边区政权及行政长官由谁担任等问题，蒋介石最后也都作出了让步。这样就使国共合作抗日、红军改编等得以顺利进行。在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不久，蒋介石又同意将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边界十三个地区的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同意按八路军、新四军编制人数发薪发饷以及武器弹药等。蒋介石以民族大义为重的这些表现，使国内出现了一些民主团结、共御外敌的新气象，受到了中共以及各民主党派的称赞和拥护。毛泽东指出：“以西安事变和国民党三中全会为起点的国民党政策上的开始转变，以及蒋介石先生7月17日庐山关于抗日的谈话，和他在国防上的许多措施，是值得赞许的。”（12）朱德也说：“这时期国民党当局政策的转变，是为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所欢迎、所赞助的。”（13）
为了加紧抗战的部署，1937年8月12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商议抗战大计。会议改组了最高统帅部，以军事委员会作为抗战最高统帅部，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会议讨论并制定了持久消耗战的作战方针，重新划分了战区，调整了全部军队的部署。以南京国防会议为开端，促成了我国抗日战争的战时领导体制和抗日的军事部署，为有效地组织全民族自卫战争奠定了基础。
南京最高国防会议之后，蒋介石积极部署和指挥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抗击日本侵略军，连续组织了淞沪、太原、徐州、武汉等重大防御战。这些防御战虽然最后大多失利了，但是正面战场的作战，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并给日军以巨大的杀伤和消耗，迫使日军不得不停止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毛泽东对此评价道：“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和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涨，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这使抗日战争能够取得胜利成为可能。”（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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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进入敌我相持阶段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以军事进攻迫使蒋介石投降的目的告一段落，继之而来的是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以“反共”来诱惑国民党投降，破坏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加强对国民党政府的诱降，1938年11月，日本近卫内阁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改变了同年1月16日第一次对华声明中“今后不以国民（党）政府为（谈判）对手”的政策，公开声称：“如果国民政府，倘能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15）12月22日，近卫内阁又发表了《关于调整日华邦交的谈话》，放弃了第二次声明中以蒋介石下野“更换人事组织”的条件，提出只要降日反共，就允许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存在（16）。与此同时，曾一度支持蒋介石抗战的英、美等国也加紧了对国民党的劝降活动。企图在东方以牺牲中国求得同日本的暂时妥协，以便集中力量对付西方的德国。于是从1938年冬开始，英、美多次积极策划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以压迫蒋介石投降日本，结束中国的抗战。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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